南平市图书馆

朱、张《仁说》之间，朱子《克斋记》与《仁说》之间有同有异。其共同问题是如何处理仁之名义与工夫，二贤在就此问题的切磋交流中，相互取益。以下依次论述二贤“仁说”之同异及交流。两家《仁说》皆重视剖析仁之名义，在具体认识上存在两点相同：
  第一、皆从天地生物之心的角度阐发仁的创生性，虽措辞有不同，角度有差异，语气有强弱，然根本精神则一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朱子《仁说》）①
  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南轩《仁说》）②第二、皆以体用、性情、心之未发已发作为剖析仁名义的主体框架。
  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朱子《仁说》）③
  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南轩《仁说》）④
  两家《仁说》名义认识相异处，大要亦有二：
  一是朱子《仁说》重视“心之德”，南轩《仁说》重视“心之道”“爱之理”，此实分别二说之主脑。朱子言仁，从“心之德”入手，并作为主旨贯穿全文，辅以《易》乾坤元亨利贞说佐证之。但对“爱之理”说并未重视，前面无一语及“爱之理”，仅在文末偶一提及。南轩言仁，从“爱之理”入手，仁为四德之首虽蕴含“心之德”义，但并不突出，且“四德”说也是为突显“爱之理”这一中心垫脚。南轩从仁发动推扩得出仁贯四德说，再进于孟子人心言仁说，最后落脚于易之乾元说，其次序恰与朱子说相反，见出二人思路有别。
  二是朱张二说对仁与爱、万物一体、知觉等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别。尽管二贤皆继承程子仁性爱情说，皆言爱之理，但关注点恰好相异。朱子强调爱之理的“爱”，突出仁性爱情的统一性，力图扭转二程以来割裂性情忽视爱情的倾向；南轩则忠实程子说，强调爱之理的“理”，以爱之理说坚持爱情仁性之别不可混淆。朱子从仁之名义和为仁工夫出发，严厉批评“万物一体”“知觉言仁”说名义上皆非得仁之实；工夫上前者近乎忘，因名义含糊不清将造成工夫不警切，流于物我不分之弊；后者近乎助，工夫过于急迫匆忙而不沉稳踏实，陷入理欲不分之病。南轩则将“万物一体”理解为达到仁后之效用，力主程门一体贯通周遍说。并修正了上蔡一派知觉识仁说，将知觉由求仁之工夫改为仁之效用。
  两家《仁说》在为仁工夫上存在不少差别。朱子说从求本心、存本心的角度言仁之工夫，罗列克己复礼、恭敬、忠恕，孝悌作为求仁工夫，把求仁得仁、杀身成仁释为不失心、不害心工夫。南轩之说有三个特点：凸显克己工夫之首的地位；继承程子公以体仁说，指出公并不是仁，而是为仁工夫；把克己与大公结合起来，指出大公乃克己之后所达到之效用。
  朱、张《仁说》在各自形成过程获得了交相取益的效果。朱子受南轩之影响，最大者在补充克己实践工夫。①陈荣捷《南轩仁说》已指出朱、张《仁说》相同点甚多，差别在于张栻《仁说》克己工夫更为详尽有力。“惟克己去私知存，则南轩比朱子为详而有力。”②朱子《仁说》注重名义剖分却未突出克己为仁工夫，张栻、吕祖谦在肯定朱子对仁名义剖分的同时，对朱子《仁说》为仁工夫的欠缺多次提出批评。他们在与朱子辩论《仁说》的往返书信中，始终提醒朱子要注意“克己”工夫。张栻不仅指出朱子《仁说》未言克己，且批评朱子同时所撰《克斋铭》亦缺少克己工夫。
  所谓“爱之理”，发明甚有力。前书亦略及之矣……《克斋铭》读之，无可疑者，但以欠数句说克己下工处，如何？①
  朱子对张、吕的批评作出了积极反应。在癸巳回复吕祖谦的信中，朱子阐述了剖分仁之名义的原因与必要。坚持应在确定仁的名义基础上展开克己工夫，名义与工夫各得其所，不可偏废。声称区别仁的名义符合古人教法，古人以求仁为工夫，是因他们小学时已大概知晓仁的名义，此后工夫全在实地践履。今人缺乏对仁的名义的理会，不知仁为何物，无法把握下手之方。朱子一方面强调剖析仁的名义是为了确立为仁工夫标准，乃工夫必要前提，无此名义剖析，则工夫没有方向。同时又肯定，没有恭敬存养克己复礼之功，空谈仁之名义毫无意义。朱子坚持名义区分与用功地步之界限，二者不可越位，不可替代，各有其独立价值，共同构成仁学之整体。针对吕氏指责，他反复强调剖分名义乃是确立为仁“标准”，并没有越界到用功地步。
  《仁说》近再改定，……然窃意此等名义，古人之教，自其小学之时已有白直分明训说，而未有后世许多浅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若似今人茫然理会不得，则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识之物，复何所向望爱说而知所以用其力邪？……若不实下恭敬存养克己复礼之功，则此说虽精，亦与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谓此说正所以为学者向望之标准，而初未尝侵过学者用功地步。②
  朱子虽然肯定为仁工夫的重要，却并未突出克己在为仁工夫中的核心地位，而是将之与恭敬存养等同并列之。故此，吕氏再次批评朱子《仁说》缺乏克己工夫，朱子承认吕氏对克己工夫的强调切中学者空言弊病，同时指出区别名义仅仅是为仁工夫的前提，并不是说要废除克己工夫，但克己工夫也不能替代名义讲习。二者相辅相成，讲习是工夫的前提，工夫是讲习的落实。朱子最后表示将郑重考虑吕氏提出的克己教诲。
  所论克己之功，切中学者空言遥度之病。然向来所论，且是大纲要识得仁之名义气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谓只用力于此，便可废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将克己功夫占过讲习地位也。……然克己之诲，则尤不敢不敬承也。①
  张、吕的反复批评最终对朱子产生了实际影响。朱子在答游诚之书指出，《仁说》言仁工夫的不足，已在《克斋记》修改中得到完善。并特别请游诚之将自己修改好的《克斋记》转呈给南轩，期待南轩的看法，能够彼此相互发明。“因见南轩，试更以此意质之，当有以相发明尔。”②南轩接受朱子说影响处，大端有二：一是接受朱子以体用性情说重新剖分仁之名义的做法，朱子与张、吕等辩说时最喜言“名义”一词，但朱子《仁说》未用此词，反倒张栻《仁说》特意提及之：“夫静而仁义礼智之体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③二是采用朱子“爱之理”说，张栻最为赞赏朱子此说，他在答吕祖谦的信中对朱子言仁多不满意，却反复首肯此点。“所谓‘爱之理’，发明甚有力。”④故张栻《仁说》通篇即以此三字为中心贯通之。
  时贤在论述朱、张仁说的基础上，还判定了二贤说之高低。多数学者皆强调朱子对张栻仁说之压服与胜利，窃以为朱、张二贤心怀坦荡，切磋砥砺，诚意恳恳，相互取益，千载而下，仍足为后学者鉴。论者言，“张栻虽然没有向朱熹全面投降，但朱熹也的确赢得令人心服口服”⑤。纵观朱、张仁说之辨，实为互相取益之过程，故虽各自为说，却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辨别之特点，其相似程度连善于辨名析理的陈淳都无法区分。二贤对彼此之说采用与否，皆证诸本心，绝非所谓无奈之屈服与无力之保留。南轩重申程子的“天地生物为心”说，公者体仁说，坚持五峰“心之道”说，不取朱子“心之德”说，修正上蔡知觉言仁说，维护程门万物一体说，批评朱子缺乏克己工夫，皆见出南轩独立不屈之学术精神，绝非“随人脚跟打转”之人，绝非屈服于朱子强力之下也，有此必要乎？相反，正因南轩对公与仁、知觉与仁、仁与万物一体观点之修正坚持，朱子晚年最终容纳包含之。①
  南轩、朱子《仁说》同者自同，异者自异，不阿从，不苟附。观其论辩往来，皆有批评不满处。如南轩批评朱子以爱言仁将导致弊病，“然元晦之言，传之亦恐未免有流弊耳”，批评朱子“天地以生物为心”说。张栻在《答吕伯恭》中语气激烈提出对朱子仁说的批评商榷，充分反映出他对朱子仁说及朱子误解他思想的不满，此亦见出南轩《仁说》之独立见解。
  元晦《仁说》，后来看得渠说“爱之理”之意却好，继而再得渠书，只拈此三字却有精神。但前来所寄言语间终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后所答今录呈，但渠议论商榷间，终是有意思过处，早晚亦欲更力言之。②
  应指出的是，尽管在壬辰癸巳年间，朱子于辩论中常言张栻对其说已“无疑”，但观朱子晚年之论，却知未尽然也。
  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辨此。”可学。
  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大雅。①
  朱子一方面赞南轩善于接受他人意见的从善如流精神，同时也客观承认，南轩关于仁说的看法，与自己最终仍然有所差别。朱子语气间充满对南轩的尊敬怀念而无半分所谓胜利的意气。值得一提的是，南轩所持之克己大公为仁，万物同体为仁之效用，知觉为仁之发用说虽与朱子《仁说》角度不同，其意则为朱子所容纳认同。朱子晚年此种说法所在皆有，其与南轩说的差异仅为关注点不同。故陈淳直接视南轩《仁说》为朱子说而不疑，实为自然不过而非“不可想象”。陈淳对二《仁说》与《克斋记》之异同，当了然于心。了然于心而不以为疑，盖在其看来，三书虽有差异，各有侧重，但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正见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之效果，三说之义理精神，实通贯一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