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南轩各作有《仁说》一篇，然立论有别。二贤《仁说》皆重视心与仁的关系，朱子言仁为“心之德”，南轩则承胡五峰说，以“心之道”言仁，此为二说重要差别之一。
  南轩始终以“心之道”言仁，朱子对仁的表述则先后有“心之道”“性之德”“心之德”说。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心之德”说或受五峰《知言》“仁者，心之道”的影响，只是把“道”换成了“德”。①朱子己丑中和之辨时曾采用“心之道”说，如《已发未发说》“一不中则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几乎息矣”②。《答张钦夫》十提及“仁则心之道”说。“所示彪丈书……盖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尽性至命之枢要也。”③四十九“诸说例蒙印可……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④。
  朱子在把“心之道”转换为“心之德”之间，还采用了“性之德”说。“性之德”来自《中庸》，“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中庸或问》卷上，“谓之中者所以状性之德，道之体也”①。《语类》提到中、和分别指性、情之德。“中，性之德；和，情之德。”②壬辰前后朱子与张钦夫等论仁时，“性之德、爱之理”释仁的模式多次出现。如《答吴晦叔》十，“盖仁者，性之德而爱之理也”③。《答张钦夫论仁说》“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④《答胡广仲》“须知仁、义、礼、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无所为而然者。但仁乃爱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⑤
  约癸巳后“性之德”在朱子仁说中基本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心之德，爱之理”，这一新模式成为朱子对仁的最终经典解释。这给我们提供另一条线索：朱子“心之德”说或许并非全由胡宏“心之道”直接转换而来，亦可能受“性之德”影响。朱子仁说与中和说紧密相关，仁说框架即是“心统性情”之说。“性之德”偏向一边，不如“心之德”兼顾性情，而且“性”与“爱之理”的“理”意义重复。此外，朱子把“性之德”改为“心之德”，可能也有避免与“中”之解混同的考虑。⑥
  但在完成《仁说》十多年后的乙巳1185年，朱子在与吕子约的信中仍提起“性之德”改为“心之德”，证实了“性之德”与“心之德”之间的联系。朱子该信提及《仁说》修改：
  今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著题。⑦对该句的理解甚为重要，直接关涉对朱子“心之德”的认识，学界于此颇有异同，其异首先体现在标点上。
  一是文献学者的标点。四川教育出版社《朱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朱文公文集》皆由文献学专业人士标点，皆点为“今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著题”①。
  二是哲学学者标点法。刘述先、田浩、赵峰诸先生把后半句话断为：“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着题。”②
  窃以为，此两种标点皆有得有失。第一种之失在于把“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置诸于引号外，乃未能把握此句所含义理所致。误因恐在于见“性之德，爱之本”与“心之德，善之本”正好相对，故把“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置诸引文外。第二种居于哲学立场的标点，导致语义割裂不通。“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著题”掐头断尾，上下句皆无着落，不可理解。“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其他’所指无法落实。“则尤不著题”的主语亦无从知晓。
  刘氏、田氏作出此解，主要基于视“心之德”与“性之德”为南轩（湖湘学派）与朱子仁说之异的考虑。二氏一方面指出，“心之德”说是南轩针对朱子“性之德”说提出的修改，但朱子认为“心之德”说太过于模糊空泛，可以任由解释，故极不认同南轩“天地万物皆吾体”说。二氏同时更将此异同视为朱子与整个湖湘学派仁说的差别。刘氏指出，虽然南轩提出将“性之德”改为“心之德”，但此说仍为五峰思想，故朱子不同意。田氏同样从朱子与整个湖湘学派对立的立场着眼，认为朱子忌惮湖湘学派从心的角度理解“心之德”说会造成诸多损害，至于具体是哪些损害，田氏并未明言。
  但南轩则提出改“性之德”一语为“心之德、善之本”，这还是五峰思想的变体。朱子当时的反应认为“心之德”一语太泛，所指可以各异，而极不契于南轩“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之说。①
  他当时反对“心之德”的说法，因为它意义过于模糊，可以任人随意解释。……朱熹显然认为，从湖湘学派所坚持的心的观点理解“心之德”，可能造成许多损害。②
  二氏立场，不外主张朱子定是反五峰，定是忌惮言心的。此种态度过于绝对主观，与事实恰恰相反。朱子经过“中和”之悟，确立心统性情说后，对心、性、情关系已有了分明妥帖的安排，并持之一生。朱子对心的重视随处可见，他从来就是从心上言仁，《仁说》、《克斋记》、《四书集注》皆是如此，朱子对心与仁、心性情的关系有详尽阐发。如朱子认为，心字最好，既可以言性，也可以言情，将性情关联一体。“心性只是一个物事，离不得。孟子说四端处最好看。恻隐是情，恻隐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横渠云‘心统性情’，此说极好。”“仁义礼智是性，端便是情。才说一个‘心’字，便是着性情。”③
  据上述可知，朱子曾以“性之德”和“心之德”释仁，故他此处认为把“性之德”改为“心之德”是可以的，二者可通用。但“其他”改动就更无关仁之主题了，“其他”是指“心之德”之外的“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刘、田二氏也承认朱子对“天地万物皆吾体”说的反对。朱子从来没有认为“心之德”说比“性之德”说模糊、空泛。恰恰相反，他认为“心之德”说意义精确明了，“心之德”无非是指人心所先天拥有具备的本质属性。心、性二字相比，心比性更好懂，不存在“心之德”比“性之德”更难懂晦涩的问题。故此处标点应为：
  今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着题。田浩据此还认为朱子“心之德”说来自张栻。
  “心之德”一词其实原来是张栻的用语，朱熹使用这句术语约12年后，承认它是张栻的用语证据来自朱熹本人……朱熹在1185年承认自己借用同时代人的学术观点，是相当罕见的事例，所以后来的学者很容易忽视它所呈现的朱熹思想发展过程。①
  此说甚为无据。首先，“心之德”一词根本不见于现有张栻文字，田氏对“心之德”一词是张栻的“用语”、专有“术语”之说也未给出任何具体用例，不知凭据何在。事实上张栻多用五峰“心之道”说，“心之道”才可谓张栻用语，见诸张栻多种文字。其自作文字如《仁说》，“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②《癸巳孟子说》卷四，“生者，心之道”。③与人作序答问皆提及此说。《胡子知言序》引用“仁者心之道”说，《答吴德夫》言，“而心之道行乎其中矣”④。张栻还把敬之存养功夫与“心之道”联系起来。《答李季修》言，“敬者，心之道所以生生也”⑤。其次，张栻本人绝不重视“心之德”说，陈荣捷先生还视此为张栻《仁说》不如朱子《仁说》的根本所在。
  最不同者，则朱子《仁说》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故两篇比较，南轩大为逊色。⑥
  再次，朱子改“性之德”为“心之德”或许受了张栻的启发，但不可高估其对朱子思想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心之德”说主要还是朱子自身心性思想的反映。朱子所有文字，对张栻称赞者不少，皆未及于此。如真有田氏所言之影响，照朱子对张载“心统性情”说赞不绝口之做法，定会多次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