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为朋，朋来为何，所乐为何？学界对“朋”之解，有同门、同类、同志之分。何晏提出“朋、友”之分，将“朋”限定为同门同党，“同处师门曰朋，同执一志为友。朋犹党也。”他认为朋自远来是因师德甚高，吸引同门，远及四方，与己讲学，故此为乐。“远来”正显示出师德高明影响广泛。“今由我师德高，故有朋从远方而来，与我同门，共相讲说，故可为乐也。所以云远方者，明师德洽被，虽远必集也。”①何氏认为全句大意乃是“明取友交也。”朱子《集注》把“朋”释为同类，引程子说指出远人之来，乃是因自身明善复初之效，己善昭昭，足以取信感化他人，故不仅近处之人，远处之人亦为己之善德所吸引而至。见己之善为众人所信从，自然心中快乐，洋溢于外。“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②朱子与何氏解的根本差别在于，朋来是己德而非师德所致，所乐是己善之被信从而非同门讲学之助，自身于此已然是施教者而非受学者。朱子这一“教化者”诠释立场与流行之说大异其趣，却几不为学界所提及。朱子在早期亦持讲习切磋之说，如辛卯《记谢上蔡论语疑义》言，“‘有朋自远方来’，观圣人立言正意，止为朋友讲习，上蔡所推似亦太远。”③
  丁酉《或问》中朱子已改变旧说，提出今说。他从公私之分的角度，以孟子理义同然说为据，指出理义乃天地间客观公共之物，人先天皆有之。此前吾虽因己具有理义而内心深为喜悦，然却未能作用于外，取信于人，“朋来”则表明己学发挥更大效用，由个人内心独具进入到服务大众，与生民分享之公共境地。在独具其善独善其身之时，实有无法造福世人之客观遗憾。今则能使人感吾之善、知吾之知、能吾之能，人己之间相通无碍，跃升到兼济天下之境地，内心快乐舒畅，非复声音之乐可比，此乐乃善与人共、心与人通之乐，足显儒家以善济天下之入世情怀。《或问》同时严厉批判程门诸家“朋来而乐”说，主要有以下说法：其一，朋来之乐不是因为取益、讲学，若此则表明自身修为不够，体验不深，未能从学习中获得快乐而尚有赖于外在帮助之乐。朋来乃自身修为所至自然而有之效用，是自身道德所散发出之魅力，把远方朋友凝聚吸引而来。其二，朋来之乐不是因有学者与己义理相同，志同道合，若此则显示为学缺乏自信，没有内在抉择标准而依赖外在事物。成德乃为己之学，自修之学，是否有同道响应，并不重要，更不能据此作出判断。“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学者应有此自信。其三，朋来之乐也不是因为己之才大友远、令闻广誉，若此则背离了修德宗旨，适成自我庆幸骄傲吝啬之私心。其四，以不讲学为忧，讲学为乐更是偏离文意生造之说。判定乐之唯一标准在于个人本心，与任何外在事物皆无关系。其五，“朋来”是对己德之信从，反对据“朋来”而验证己之道德说。朋自远来的根本原因乃是对人己皆有的公共道理之领会信从，而不可视为对个人道德之崇拜，自我因与他人共知此理而快乐，显示出对公共道理而非个人一己得失的重视。若自身道德修养深有所得，则根本无需他人之信从才乐。反言之，则见出自身道德无力。
  朋来之乐奈何？以为乐其可以取益，以为乐其相与讲学，则我方资彼以为益，彼又安能自远而来哉？以为乐其义理之不二，则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为乐也；以为乐于才大而友远，以为乐于充实辉光而闻誉有以致之，则是以此自幸而有骄吝之私也；至于知不讲之为忧，则知讲学以为乐，则正前所谓以彼之有，形此之无者。夫乐与不乐决于吾心可矣，岂待此而后判耶？①
  “有朋自远方来，莫是为学之验否？”曰：“不必以验言。大抵朋友远来，能相信从，吾既与他共知得这个道理，自是乐也。”“旧尝看‘信从者众，足以验己之有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从始为可乐？”②
  朱子在此强调了有道之人所应有之自信，所应具备之社会教化影响力。此句与首句存在两个微妙差别：一是主体身份发生了错位，由首句学习先觉的效仿者转换为觉悟他人影响他人的教化者，学生变成了老师，此亦是朱子说与诸家说的一个重大差别。朱子的理由是：若己之德性尚停留于效仿他人取资他人之阶段，还未达到能教化影响他人之地步，如何能吸引远方众多朋友慕名而来呢。“朋来”反映的乃是自身道德境界对他人所产生的吸引力辐射力，朱子把“朋”解释为“类”，正切合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意味，因自身道德修养之高而自然影响同类远来受教，这一见解是很独特深刻的。这也切合孔子、朱子晚年弟子四方来学之情形。《语类》对此有说明，“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乐。’此说是。若杨氏云：‘与共讲学’之类，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资人相共讲学，安得‘有朋自远方来’！”①“我若未有所得，谁肯自远方来？要之，此道天下公共，既已得于己，必须及于人。”②二是朱子此时仅言道德之善信及于人，而不再言及首句“学”所涉及技能知识等，反映出关注道德成就始终是朱子诠释重心所在。
  朱子明确指出“乐”的落脚点在信从者众而非己善及人，显示出关注道在现实人生落实推行之公心，见出君子大公无私心量宽宏，以济人教人为乐，乐与人善；反之，小人私心浅量，以自得自多为能，而无教人与人之心。“问：‘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是乐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乐其信从者众乎？曰：乐其信从者众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见，则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广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闷！”③朱子认为伊川说与讲习之乐说的差别在于朋来之乐关切公共道理之传承，讲习资鉴之乐关切个人道德之得失，二者心胸之公私广狭，境界之高低宽窄截然有别。朱子再三强调若己独知此道而未能弘扬广施，喻人以道，则心中必然郁闷不已，可见朱子对此乐之理解近乎《孟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之乐，皆为公而忘私，境界高远。“若有朋自远方来’，则信向者众，故可乐。若以讲习为乐，则此方有资于彼而后乐，则其为乐也小矣。这个地位大故是高了。”④
  朱子反复强调朋来之乐善以及人的前提是善有诸己，“学而时习之”是实现“朋来”的工夫根本，后此皆为成就发用。“须是自家有这善，方可及人；无这善，如何及得人。”①但以善及人乃工夫积累所至，若初学者如何适用？朱子提出，以善及人所包甚广，随处可为，比如扬人之善等，关键在于心之公私。此见出朱子诠释既关注义理的周全，同时注重实践教化之可行。朱子还引程子说，分辨悦、乐乃内心含蓄与外在发露之别，乐之程度较悦更深一层。虽然悦内乐外，然则二者皆源于内，乐乃内心喜悦充溢自然发散于外，悦则停留内心未能外溢。悦、乐是自得与教化，为学与为教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