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究竟此“学”为何，古往今来，众解纷繁。“学”之解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觉、悟”说，此为最普遍悠久之看法，朱子之前的汉唐魏晋之学及之后的阳明心学，大体持此义，如《白虎通》云：“学，觉也，悟也。”二是朱子开创的“学，效”说，此说因朱学之影响而成为南宋后主流，甚至刘宗周、王夫之等亦持此说。三是把“学”解为名词“（政治）学说”“学校”“思想”等，此为清代毛奇龄、阮元、程树德等训诂学家，今人刘家齐、李启谦、杨朝明、王瑞来等学者所持新解。①
  朱子一反“学”为“觉、悟”说，采用“之为言”这一声训手法释“学”为“效”，意在突出学的工夫实践义。注重为学工夫的指点，这是朱子解经的根本原则，据此方能理解《集注》异于古注处。朱子以“效”释“学”之解成熟甚早，始终未变。但对“学”之内涵的认识，朱子却多有变化。癸巳（1173年）至丁酉（1177年）年间，朱子认为学是指未知未能向已知已能的效仿转换的求知求能过程，包含知、能两面，知指知其理，能指能其事，学的作用在于化未知未能为有知有能。《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提出：
  学之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谓也。……盖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②
  《论语或问》同样持此看法。《集注》则重新定义“学”之内涵为“明善复初”，言“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①。此一转变具有四方面意义。
  一是由此前着重客观的事理知能转向了儒学伦理性善观。朱子指出尽管人性先天皆善，但后知后觉因受气质禀赋、后天物欲等因素影响，往往对此先天之善浑然无觉。故有赖先知先觉启发引领，经由自身努力效仿先知先觉，方能显明本性之善而回归人性之初。
  二是凸显了教、学双向一体下先知先觉的教化意义。据《说文》可知，教、学本为一字分化而来，先天即有水乳交融关系。《说文》对“教”的解释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教”的古文“學攵”，段注：“详古之制字作學攵，从教，主于觉人。秦以来去攵，作学，主于自觉。”②段玉裁认为秦以前“教”“学”为尚未分化的同一字，其时教本就包含学的观念，教与学融合无间。自秦以来“教”“学”二字分化，意味着教和学所指有别。朱子将教、学理解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正与此二字字义之转变相契合。
  三是将明善复性说与整个《集注》相连通，定下了四书学之基调。朱子此一诠释，既上承先秦孔孟儒学精蕴，又熔铸理学时代精神，体现了很强的综合创造力。以明善复性解“学”，并将此解贯通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中，显示了朱子四书系统的一体关联。首先，《大学章句序》首段即论“复性”之学，先知先觉者是“尽其性者”，性之内容是仁义礼智，为一切生民所共有，后觉者受气禀影响，不能知性而保全之。尽性之先知居君师教化之位，帮助后觉者复其本性。《序》文下段更明确指出先知之教与后知之学具有同一性，所教为躬行心得、日用彝伦之事，所学为“性之固有，职之当为”，皆为人性本分所具，本职所当。其次，《中庸章句序》阐发的道统说亦不外乎“复性”。朱子之道统以复本性之善为宗旨，上古圣神开创了以“十六字心传”为核心的道统，先知、后觉皆有人心道心，差别在于是否笃力心性工夫，使道心成为人心之主宰，以复其本性。又次，《孟子集注》同样体现了复性。“汤武身之”章解，朱子引程子说从“性即理”、理同气异的理学本体论高度，论证学而知之即能变化气质，以复其性，此即汤武身之的工夫论意义。“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汤武身之是也。”①在“契为司徒”章，朱子指出人皆先天禀有善根，若无教化则易放失怠惰泯灭善根，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人固有之人伦，期于使人各得其本性。即此可证，朱子于《论语》开篇拈出效先知先觉以“明善复性”这一学之主旨，贯穿于其整个四书学系统，点明了理学工夫的根本追求，具有本原上的奠基意义。
  四是突出了“学”的普遍性与实践性。“学”之所指，学界历来即有主知、主行、知行兼具之争。②在朱子看来，“‘学’字本是无定底字”，故此学不可限定为具体知识、技能、德目，不可限定为知或行，乃是一成就德性回归性善之学，是最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实践之学，其范围不受限制，知行理事皆纳于其中。如《答虞士朋太中》即强调学兼知行不可偏颇，“但‘学’之一字，实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举。今所引颜子功夫，乃专为力行事耳。”③朱子明确反对把此“学”限定为大学或小学，指出凡学皆须经历学、习、悦三个阶段，此为学之通性，并不因学之层次而有差别。“学而习，习而说，凡学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间也。”④其次，朱子非常重视此学的实践性。为此批评胡寅把“学”等同于学仁，盖仁是无形无影的形上超越之性理，若将学限定为仁，则无从下手，学需要落实在具体事为上，不要总是固守于前言往行，“凡事上皆是学”，事事皆学，方才笃实。“萧定夫说：胡致堂云：‘学者何？仁也。’”“曰：‘学’字本是无定底字，若止云仁，则渐入无形体去了。所谓‘学’者，每事皆当学，便实。”⑤
  朱子始终强调学的普遍开放性，主张学兼顾理论与实践、求知与做事。反对给学设置藩篱。认为学可包容六艺，但却不可限定为六艺，否则成为一专门俗学也。与此同时，朱子却主张学之范围虽无所限，学之性质却有正误高低圣俗之分。圣、俗之分不在形迹而在目标。俗学为读书而读书，圣学为求道而读书，故圣学虽讲求具体知识却又能超越之，以实现求道之目的。“固不是诗书礼乐。然无诗书礼乐，亦不得。圣人之学与俗学不同，亦只争这些子。圣贤教人读书，只要知所以为学之道。俗学读书，便只是读书，更不理会为学之道是如何。”①
  朱子还从“心、理”相涵为一的角度论证为学境地。提出“学而时习”的效果是达到心理相涵，身事相安而知精能固。“故既学矣，又必时习之，则其心与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与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为学入道根本在于心身与道理亲切无间，合而为一，批评今人心身道理隔截疏离的状况。“而今人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②肯定孟子“求放心”说，提出心是身之主宰，理之寄托，具众理应万事，无心则无法安顿理，无法应对事，故无心则无理。但有心亦不必然有理，心、理乃分合关系。只有通过长久学习，才能达到“心与理一”，随心所欲之境。为学之事虽有无穷多端，其要却只在求放心。“若心不在，那里得理来！惟学之久，则心与理一，而周流泛应，无不曲当矣。……盖为学之事虽多有头项，而为学之道，则只在求放心而已。”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