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融汇前辈思想以建构理学学术大厦、构建理学道统之时，始终不忘“门户清理”工作，尤注意清理洛学内部阳儒阴佛思潮，认为洛学内部已经构成了一个“禅学化”集团，有其发展脉络和各阶段代表人物，危害极其之大。故该书看似针对张氏一人而发，其实具有普遍意义。
  朱子以无垢为主线，清理出理学内部具有传承关系的“禅化”集团，其三个代表分别是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且愈往下其禅学程度愈深，表现愈明显，危害愈大。朱子指出上蔡入佛的表现主要在以知觉言仁，认为见心即仁，把心与仁直接等同起来，违背孔门之义，是由儒入佛的一大转向。其思想尽管隐秘，其源头乃分明是禅了。上蔡禅学程度尚轻，尚在儒学门户之内，不敢与儒学决裂。到了张九成，则又更进一步了。张氏亦主张以觉言仁，并变本加厉了。与谢氏不同，张九成有确切的佛学师承，拜师大慧宗杲，并深得其器重，因其气质豪雄粗疏，故与宗杲非常投缘。张氏大胆采用禅学，与儒家之说公然相冲突亦不顾，争夺门户，惑乱人心。张氏作为士人好佛的名士，树立了坏榜样，还把当时另一名士汪应辰引入佛门。集宋代士大夫佛学真正大成的则是陆九渊，其对儒学的背离又远在前人之上。朱子在未与陆氏兄弟（子寿、子静）见面前，便风闻二兄弟学宗张氏①，内心颇为不安。越到晚年，尤其是与陆氏学术对立日益明显之后，就越加笃定金溪之学就是禅学，是真正的禅学，并根据自身学佛经验现身说法，指出张拭、吕祖谦因未学佛的缘故，未能看出陆氏之学的要害，其实只要看看相关佛经如《楞严》等，陆氏佛学的本质就一目了然了。陆氏之天分、口才，影响皆较前者远甚，且与朱子同时，故成为朱子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病。
  （盖卿录云：孔门只说为仁，上蔡却说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上蔡一转云云）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张子韶出来，尽冲突了。近年陆子静又冲突出张子韶之上。方子。②
  又说张无垢参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后来亦好佛。③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④
  朱子选择张九成作为突破口，试图端正“禅者之经”的学术倾向，用心良苦。张九成人品高洁伟岸，学有渊源，曾问学于杨龟山，是二程学派的传人，为南宋初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⑤且张氏“以禅解经”的著作当时很受欢迎。朱子非常警惕“内部人士”“禅者解经”的佛化倾向，它表明佛学思想对儒家侵蚀极深，危害极大。故直接将张氏说判为“洪水猛兽”，以突出其对学者心灵的巨大负面作用。朱子视张氏为“禅者解经”的代表，这种“禅者”不是信佛僧人，而是佛化的儒家学者。“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①朱子对张氏“可怪”之说一向秉持拒斥、消除态度。对其著作在浙江之刊行数次极表忧虑，盖其著作是“坏人心之甚者”，深惧其贻害无穷。并由此反思自身当加强对儒学的研讨，以救其祸害。
  近闻越州洪适，欲刊张子韶经解，为之忧叹不能去怀。②
  闻洪适在会稽，尽取张子韶经解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学浅，又未有以遏之。③
  比见婺中所刻无垢《日新》之书，尤诞幻无根，甚可怪也。已事未明，无力可救，但窃恐惧而已。④
  朱子发明“无垢句法”一词来概括张氏以禅解儒、凭空杜撰、“脱空狂妄”、肆意想象、无济于事的解经风格。⑤“无垢句法”作为一专有名词，朱子常用以警示弟子。指出这种错误不仅是文义理解问题，且关乎思想的根本走向，是不可容忍，必须改正的。由此形成一种“辟无垢”的氛围。如批评林择之“同一机者”之说“颇类无垢句法”。⑥且朱子弟子中确有张氏的崇拜者，他们甚至不满于朱子对张氏的批评，尤其在早期弟子中。如许顺之即是如此。朱子在给许氏的信中要求他以张氏之学为戒而不是为学。“如子韶之说，直截不是正理……此可以为戒而不可学也。”⑦即便对得意高弟如吴伯丰、陈淳，只要解释稍有过高之处，朱子即以“无垢句法”告之。“此段大支蔓，语气颇似张无垢，更宜收敛。”①对于初次来学者，朱子则会了解其学术背景，主动询问是否受过张氏影响，可见朱子对此之重视，这与朱子关注问学者是否从学金溪相似。如窦从周初见朱子时，曾问起之。“问曾看无垢文字否？某说亦曾看。问如何？”从周。②
  朱子对无垢以禅解经的实际案例时刻注意抨击。如指出其解释孟子四端说“犹是禅学意思，只要想象。”对其《论语》评论较多，指出多有与上蔡相同处，如有学者问，“张子韶有一片论乞醯不是不直。上蔡之说亦然。”大雅。③朱子指出张氏认为佛氏有形而上而无形而下之说非常可笑，割裂了道之体用。“顷见苏子由、张子韶书，皆以佛学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尝窃笑之。”④特别是批评张氏“事亲体认”说陷入“二心”说，实为禅学之当机认取，使事亲事兄的意义工具化，仅成为体认仁的手段。
  顷年张子韶之论，以为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僴。⑤
  总之，朱子对张九成《中庸解》的辨析紧紧围绕文本字义与义理解析展开，尤为注重揭示《中庸解》的佛老因素。朱子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对文义的把握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章句文字之学，而是把握思想义理的首要之关。无论是思想的正面建构还是反面批驳，皆须先从文义入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朱子的为学工夫中，章句之学是其首要之门，与西方逻辑分析之学亦有相通之处，故应提高对其意义与价值的重视。对张九成的批判亦集中展现了朱子从学延平后这一时期的《中庸》水平，显示了与其后期成熟思想的延续性和差异性，真实记录了朱子思想发展的阶段特质，堪称朱子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朱子在辨析中熟练运用大量佛学术语批判对方，体现了朱子对佛学的认知掌握，显示出对佛学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思想自信。可见，辟除理学内部“禅者解经”的清理门户工作，与吸收前辈思想开展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于朱子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