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从学延平之前就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受到正统有序的理学教育，他曾说自己十六岁就知理学是好东西。因家学和师长的熏陶，自小熟读《中庸》。与此同时，亦接触到禅学，并一度对之迷恋，早年诗作《牧斋净稿》即是明证。故当他二十四岁拜师延平后，延平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以所传“龟山指诀”，将其引导到理学正轨上来，分辨儒佛之异。延平为龟山高弟罗从彦之徒，得道南一脉之传，为学特重《中庸》，称赞该书将儒家成圣之学的工夫路径显示得清楚详尽，毫无遗漏。《延平行状》说：“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①延平思想最大特色在于从未发已发入手，通过静坐涵养的工夫，来体认未发之本体，由此达到切实自得、气象洒落之境界。“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②故其对朱子之教育，反复谆谆于“涵养”“体认”，惜乎朱子对此“龟山指诀”实不相契，转而喜从逻辑分析、章句考论入手，故二人于《中庸》章句之学讨论甚多。朱子此前因学禅之故，对本体思想有所了解。李侗为扭转其好佛趋向，授以儒学理一分殊之学，特别揭示分殊的重要，使朱子获知儒学体用不二、超越内在之精义，此点对其弃佛归儒影响甚大。概言之，此时朱子的中庸学具有以下特点：
  在工夫进路上，特别注重道问学的一面，坚持认为道问学有其独立价值，是为道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夫（这一点与今人重逻辑分析之学相似）。朱子中庸学的一大特色就是自始至终注重章句文本之学。延平则认为为道“非言说所及也”，告诫朱熹“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而朱熹则“窃好章句训诂之习”，认为不展开谈说论辩，则于道理看不分明，于工夫偏颇不全。故晚年尚从为学博约并进的角度，当弟子面公开批评延平之学缺乏辨名析理的问学工夫。“然李终是短于辩论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①然而延平对涵养践履的强调，对朱熹形成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的为学方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本体论上，朱熹接受延平理一分殊之教，将之与对《中庸》中和的理解结合之。朱熹对延平“分殊”之教，尤有深刻感受，曾反思在见延平前自身为学染有一般学者通病：喜好笼统、高远、宏大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②而延平则教以“所难者分殊耳”。正是延平“所难之分殊”改变了他的为学方向，并成为他一生评判学术的标准。
  此时朱熹自觉运用理一分殊之学来理解中庸（仁）。在对《中庸》性论的理解中，将理一分殊与未发之说结合起来。他说，“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窃谓‘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本体未发时看”。（先生抹出批云：“须是兼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为可”）③朱子认为，在理（性）一的意义上，生物皆同，在气禀（分殊）的意义上，人物有别。“理一分殊”表述的是理的本然状态，当从五常之性、本体未发时看待。延平则主张不能仅从未发、性内的割裂观点来看，当兼顾已发、外在，从全体连续的视角展开。朱子此时习于将仁与未发比配，如他认为“肫肫其仁”反映出全体是仁的义理，只有尽性之圣人方能做到。“全体是未发底道理，惟圣人尽性能”。延平则认为此是讲工夫所达的境界，不是谈义理。“乃是体认到此达天德之效处。”④朱子对鬼神章的解释，亦是从“理一”这个本原兼含已发未发来看，“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窃谓此章正是发明显微无间，只是一理处”。⑤
  延平对中和的解释亦是将理一分殊（体用）与中和未发已发相结合。他认为，从道的角度言，中和分指其体用；就人而言，则指未发已发。意味着道之体用与人之未发已发皆可以中和贯通起来，天人关系在中和那里得到协调统一。朱子称赞延平对此问题论述最详尽，当从体用来理解中和。“盖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则未发已发之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①朱子列举了延平几个重要说法。一是延平从《中庸》全书出发，确认未发之中是全书“指要”，可见未发之中的重要。“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②此较朱子《章句》所取龟山的首章为“一篇之体要”说更进一步。二是如何才是未发。延平说，“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③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人内心都会有无喜怒哀乐情感的时候，但这一无所喜怒哀乐之时并不等于未发之中，判定未发的标准不是外在情绪的宁静或波动，而是内心是否有主宰。未发之中实质是道德修养状态上升到相当高度才有的精神状态。外在情绪的发出与否只是一种表象，不能把表象当作实质。这一解释符合程门学派的精神，与朱子晚年对中和的理解一致。三是对“中和”具体字义、次序的理解。如延平把“致中和”的“致”解释为动态意义的努力、实现，符合《章句》“推而极之”的理解。在工夫次序上，延平明确提出中和境界必先经由慎独工夫方能实现。“又云致字如致师之致。又如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④须指出的是，以上对延平的反思回忆之说，符合朱子自身后来见解，但朱子明言当时并无此等领悟。此时他的看法是，认未发、大本为理一，已发、达用是分殊。延平纠正他将理一分殊与未发之说过于掺合的理解。如“太极动而生阳”朱子视为喜怒哀乐之已发，延平教导他这不是讲喜怒哀乐之发，而是阐发天人一理之同和人物分殊之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⑤
  延平对朱子的影响还在于共同探讨二程、苏氏、吕大临、杨时等对《中庸》的解释，指导朱子收集诸家解说，扩大、加深对《中庸》的认识。作为道南学派的传人，延平师徒对杨时《中庸解》探讨最多。朱子后来在给林择之信中特别回忆龟山的中和说：“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①龟山的观点是未发体验中，已发获得和，以未发体验为工夫根本。朱子与此说不契，《中和旧说序》于此有深切追溯，“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②随延平探究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之说尚未领悟而先生已没，正是这种“未达”，促使朱子不断地进行探究。
  四是延平非常注意纠正朱子的佛学倾向。如他批评朱子以“竿木随身”说解释《论语》“公山”章不合圣人气象，“竿木随身之说，气象不好，圣人定不如是。”③批评朱子对《中庸》“肫肫其仁”的解释，偏向佛学顿悟说，值得警惕。“大率论文字切在深潜缜密，然后蹊径不差。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恐其失处正坐此。不可不辨。”④批评朱子以孟子“必有事焉”一句解释“理一分殊”，有工夫落空陷入佛学之弊。“孟子之说，若以微言，恐下工夫处落空，如释氏然。”⑤针对朱子愧恨不能去心之弊，告之不可走向另一极端，“绝念不睬，以是为息念。”反复从“气象”上指出言辞有病，如“若常以不居其圣横在肚里，则非所以言圣人矣”“前后际断，使言语不著处不知不觉地流出来”等。延平对朱子的禅学底子有清醒认识，并不认为接触过佛学是坏事，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区分儒佛之异。他在《与罗博文》的信中说，“渠初从谦开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