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濂溪在朱子道统中的地位，是一让人颇感困惑的老问题。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道统论最要者在此，最困难者亦在此，《新道统》言：“乃孟子与二程之间，加上周子，此为道统传授最重要之改变。”①“朱子此一抉择，至为艰难”。②最争议者依然在此，“此为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争论未已”。“所谓两程受其学于周子，殊难自圆其说”。③认为朱子将濂溪列入道统纯粹出于哲学（处理理气关系）而非历史原因。然朱子对濂溪的态度亦令人无所适从④：一方面，朱子明确二程直接孟子之传，如阐发道统说最要的《学庸章句序》丝毫未提及周敦颐，但癸巳《中庸集解序》曾明确濂溪上接孟子而下传二程，“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如何至于后来，反而删除之？或许，如于《四书》中确认濂溪上接孟子，则很难在《四书》系统内解释濂溪对孟子的继承和对二程的开启，亦将与二程不由濂溪而上接孟子的说法相冲突，盖在二程道统谱系中其实并无濂溪位置。程颐为明道所作《墓表》言：“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明确宣称自悟“天理”而非“太极”本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⑤此或《四书》道统添入濂溪困难所在，故朱子干脆删除之。⑥朱子将濂溪从《四书》工夫道统剔除并不意味着置濂溪于道统之外，其他相关文字反复推尊濂溪得孔孟道统之传而开启二程，具有如夫子般“继往开来”之地位。在淳熙四年至十年所撰五处濂溪祠堂记中，朱子皆阐明濂溪的传道枢纽地位。如淳熙四年《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言：“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①五年《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言：“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圣贤之奥……河南两程先生既亲见之而得其传。”②六年《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则将濂溪太极说与《四书》联系起来，认为太极之说实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在传承，完全合乎圣人之言，以称颂孔子的“继往开来”来称赞濂溪，视其为旧儒学之接续，新儒学之开创者，在道统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③八年《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则进一步将濂溪太极之学与《四书》工夫道统相贯通。指出濂溪学主旨是格物穷理，克己复礼，实与《四书》内在一体。“诸君独不观诸濂溪之图与其书乎！……然其大指，则不过语诸学者讲学致思，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胜其私以复焉。”④十年《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更进一步，从明天理、传道学的角度称颂濂溪，概述其阐明天理本体、揭示克复作圣之功的本体与工夫两面贡献，孟子以下，一人而已，开创儒学复兴新局面之功无人可比，评价无比之高。“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盖自孟氏既没，而历选诸儒授受之次，以论其兴复开创，汛扫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⑤可以看出，朱子数篇祠记对濂溪的评价，时间愈后，评价愈高，定位于继孔孟而开二程，并有意将其太极本体理论与四书工夫理论相关联。
  与《四书》道统不提甚至撇开周程关系不同，朱子晚年两篇文字中特别提出“周程”说，强化二者授受传承关系。绍熙癸丑（1193）《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直接提出周程接续孟子之道，“自孟氏以至于周程”。⑥绍熙五年（1194）《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强调周、程“万理一原”的道统传承，祭祀圣贤的释菜之礼，亦以濂溪、明道配。“周程授受，万理一原。”但朱子强化周程授受关系的看法曾遭到好友南轩、汪应辰等质疑。他们认可二程早年受学于濂溪这一事实，但并不认同二程传濂溪之道，最根本的是二程不认可这一点，且对濂溪似有不敬。①二程与濂溪的理论路线、经典取向并不一致，二程更重视《四书》的工夫教化论，由工夫而领悟天理本体。即便伊川重视《易》，其路向亦与濂溪亦迥然不同。为此，朱子坚持论证濂溪传道二程，认为当从不受重视的《通书》入手，方可看出二程得濂溪之传而广大之。朱子提出二程阴阳之说、性命之论等皆受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影响，根据是《颜子所好何学论》、《定性书》、《李仲通铭》、《程邵公志》，此种《铭》、《志》论述实不足为据。至于《好学论》、《定性书》是否在精神实质上与濂溪一致，亦可商讨。朱子己丑（1169）《太极图说》建安本序认为，二程性命之说来自《太极图》、《通书》，具体证据是《通书》诚、动静、理性命三章与二程的一《志》、一《铭》、一《论》关联密切。己亥（1179）南康本《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进一步主张二程论述乃是继濂溪《太极图说》、《通书》之意，一《志》、一《铭》、一《论》尤其明显，不仅师其意，且采其辞，更外在化。有学者认为二程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②淳熙丁未（1187）《通书后记》强调二程因受学于濂溪而得孔孟之传，且传其《太极图说》、《通书》，突出了周程授受对于二程道统地位确立具有决定性地位。可谓无濂溪之传，则二程不可能得传道统。二程之外，亦无人能窥濂溪之意，故二程没而其传鲜。此既突出了濂溪悟道之高，又点出周程授受之唯一性。朱子解答南轩二程未道及《太极图》的原因是“未有能受之者”，骤然传之，反致不良影响。
  朱子以濂溪《太极图说》为主的道统论①，在人物谱系上突出了伏羲和濂溪，在经典文本上以《太极图说》为中心，在范畴诠释上彰显了“太极”的形上意义，为朱子理学本体论建构奠定了根基。朱子以“同条而共贯”说阐明以太极为中心的道统论，指出伏羲易始于一画、文王易开端于乾元，太极概念始于夫子，无极、《太极图》则濂溪言之。四说虽异，其实则同，关键在实见太极真体。《答陆子静》言“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②朱子比较了伏羲与濂溪之学，判定濂溪太极图是自作。以阐发易学大纲领，义理精约超过了先天图，但规模不如其弘大详尽，故仍处先天范围内，而无先天图之自然纯朴。《答黄直卿》言：“太极却是濂溪自作，发明《易》中大概纲领意思而已。故论其格局，则太极不如先天之大而详；论其义理则先天不如太极之精而约。”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