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以濂溪为统
  濂溪在朱子道统中的地位，是一让人颇感困惑的老问题。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道统论最要者在此，最困难者亦在此，《新道统》言：“乃孟子与二程之间，加上周子，此为道统传授最重要之改变。”①“朱子此一抉择，至为艰难”。②最争议者依然在此，“此为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争论未已”。“所谓两程受其学于周子，殊难自圆其说”。③认为朱子将濂溪列入道统纯粹出于哲学（处理理气关系）而非历史原因。然朱子对濂溪的态度亦令人无所适从④：一方面，朱子明确二程直接孟子之传，如阐发道统说最要的《学庸章句序》丝毫未提及周敦颐，但癸巳《中庸集解序》曾明确濂溪上接孟子而下传二程，“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如何至于后来，反而删除之？或许，如于《四书》中确认濂溪上接孟子，则很难在《四书》系统内解释濂溪对孟子的继承和对二程的开启，亦将与二程不由濂溪而上接孟子的说法相冲突，盖在二程道统谱系中其实并无濂溪位置。程颐为明道所作《墓表》言：“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明确宣称自悟“天理”而非“太极”本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⑤此或《四书》道统添入濂溪困难所在，故朱子干脆删除之。⑥朱子将濂溪从《四书》工夫道统剔除并不意味着置濂溪于道统之外，其他相关文字反复推尊濂溪得孔孟道统之传而开启二程，具有如夫子般“继往开来”之地位。在淳熙四年至十年所撰五处濂溪祠堂记中，朱子皆阐明濂溪的传道枢纽地位。如淳熙四年《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言：“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①五年《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言：“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圣贤之奥……河南两程先生既亲见之而得其传。”②六年《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则将濂溪太极说与《四书》联系起来，认为太极之说实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在传承，完全合乎圣人之言，以称颂孔子的“继往开来”来称赞濂溪，视其为旧儒学之接续，新儒学之开创者，在道统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③八年《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则进一步将濂溪太极之学与《四书》工夫道统相贯通。指出濂溪学主旨是格物穷理，克己复礼，实与《四书》内在一体。“诸君独不观诸濂溪之图与其书乎！……然其大指，则不过语诸学者讲学致思，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胜其私以复焉。”④十年《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更进一步，从明天理、传道学的角度称颂濂溪，概述其阐明天理本体、揭示克复作圣之功的本体与工夫两面贡献，孟子以下，一人而已，开创儒学复兴新局面之功无人可比，评价无比之高。“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盖自孟氏既没，而历选诸儒授受之次，以论其兴复开创，汛扫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⑤可以看出，朱子数篇祠记对濂溪的评价，时间愈后，评价愈高，定位于继孔孟而开二程，并有意将其太极本体理论与四书工夫理论相关联。
  与《四书》道统不提甚至撇开周程关系不同，朱子晚年两篇文字中特别提出“周程”说，强化二者授受传承关系。绍熙癸丑（1193）《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直接提出周程接续孟子之道，“自孟氏以至于周程”。⑥绍熙五年（1194）《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强调周、程“万理一原”的道统传承，祭祀圣贤的释菜之礼，亦以濂溪、明道配。“周程授受，万理一原。”但朱子强化周程授受关系的看法曾遭到好友南轩、汪应辰等质疑。他们认可二程早年受学于濂溪这一事实，但并不认同二程传濂溪之道，最根本的是二程不认可这一点，且对濂溪似有不敬。①二程与濂溪的理论路线、经典取向并不一致，二程更重视《四书》的工夫教化论，由工夫而领悟天理本体。即便伊川重视《易》，其路向亦与濂溪亦迥然不同。为此，朱子坚持论证濂溪传道二程，认为当从不受重视的《通书》入手，方可看出二程得濂溪之传而广大之。朱子提出二程阴阳之说、性命之论等皆受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影响，根据是《颜子所好何学论》、《定性书》、《李仲通铭》、《程邵公志》，此种《铭》、《志》论述实不足为据。至于《好学论》、《定性书》是否在精神实质上与濂溪一致，亦可商讨。朱子己丑（1169）《太极图说》建安本序认为，二程性命之说来自《太极图》、《通书》，具体证据是《通书》诚、动静、理性命三章与二程的一《志》、一《铭》、一《论》关联密切。己亥（1179）南康本《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进一步主张二程论述乃是继濂溪《太极图说》、《通书》之意，一《志》、一《铭》、一《论》尤其明显，不仅师其意，且采其辞，更外在化。有学者认为二程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②淳熙丁未（1187）《通书后记》强调二程因受学于濂溪而得孔孟之传，且传其《太极图说》、《通书》，突出了周程授受对于二程道统地位确立具有决定性地位。可谓无濂溪之传，则二程不可能得传道统。二程之外，亦无人能窥濂溪之意，故二程没而其传鲜。此既突出了濂溪悟道之高，又点出周程授受之唯一性。朱子解答南轩二程未道及《太极图》的原因是“未有能受之者”，骤然传之，反致不良影响。
  朱子以濂溪《太极图说》为主的道统论①，在人物谱系上突出了伏羲和濂溪，在经典文本上以《太极图说》为中心，在范畴诠释上彰显了“太极”的形上意义，为朱子理学本体论建构奠定了根基。朱子以“同条而共贯”说阐明以太极为中心的道统论，指出伏羲易始于一画、文王易开端于乾元，太极概念始于夫子，无极、《太极图》则濂溪言之。四说虽异，其实则同，关键在实见太极真体。《答陆子静》言“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②朱子比较了伏羲与濂溪之学，判定濂溪太极图是自作。以阐发易学大纲领，义理精约超过了先天图，但规模不如其弘大详尽，故仍处先天范围内，而无先天图之自然纯朴。《答黄直卿》言：“太极却是濂溪自作，发明《易》中大概纲领意思而已。故论其格局，则太极不如先天之大而详；论其义理则先天不如太极之精而约。”③
  （二）《太极图说》的本体论
  朱子哲学体系主要通过诠释濂溪《太极图说》形成。前辈学者冯友兰、钱穆、陈荣捷等早已指出朱子哲学与《太极图说》的密切关系。陈来先生指出，“朱熹以太极为理，利用《太极图说》构造理学的本体——人性——修养体系，这是理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④以下讨论朱子对太极、诚、圣人三个相应概念的阐释。朱子是理太极的代表，把太极解释为理，视为理之极致，“（太极）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⑤又认为太极只是指示万善总会的表德词。“周子所谓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⑥太极还是生生无穷之理，是万物产生之本根，“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太极图解义》认为太极作为阴阳动静根源之本体，并不脱离阴阳而孤立，是即阴阳而在之本体，突出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朱子分析了太极本体与分殊之理的关系。《太极图说解》的“统体太极”和“各具太极”阐明了作为万理之源的太极与无数分理的关系。自男女、万物分而观之，各具一太极，全体合观，则是统体太极。此两种太极在理上并无不同。朱子人性论以太极阴阳的理气同异说为理论基础。人物禀太极之理而为性，禀阴阳之气为形，此理气凝聚构成人之性形。人物性同气异的原因在于：人物皆具同一太极之理，在气化过程中，只有人禀赋阴阳五行之灵秀，故人心最灵妙而能保有性之全。在人性论上，朱子主张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所谓气质之性，乃是作为太极全体的性落入气质之中，它并非天命之性的另外一种，而是天命之性的一种现实形态。朱子追溯此论之源头，认为孔孟虽内含此说，然程、张因濂溪方才发明此说，程子性气之论来自濂溪，若无濂溪太极阴阳说，程子无法提出此说。“此论盖自濂溪太极言阴阳五行有不齐处二程因其说推出气质之性来，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发明到此。”①总之，朱子对濂溪《太极图说》太极本体论思想的挖掘，构成其道统论的本体面向。
  立人极之圣人。《太极图说》下半部分论述了太极的人格化——圣人，是太极思想在人道领域的落实。②圣人是太极的人格化，全体太极之道而无所亏，保全天命之性而无所失，定其性而不受气禀物欲影响，故能树立为人之标准。朱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全体太极”以定性，以立人极。圣人在德性上具有如太极般的全体性（全具五常之德）、极至性（中正仁义之极）、自然性（不假修为）。“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盖不假修为而自然也。”《通书》对圣人特点发明详尽透彻。认为圣人具有诚的实理性、太极的浑然全体性。“孔子其太极乎！”通变无碍性，“无不通，圣也。”“大而化之”的“化”性。“圣者，大而化之之称”。朱子《四书》对“人极”亦有论述，《学庸章句序》皆以“继天立极”开篇，其“立极”当指“立人极”。“继天立极”指圣人继承天道以挺立人道，此立人极者亦即尽性者，故天命为君师教化民众以复其性。《四书集注》亦多次以“太极”解释夫子之圣，圣人是天理、天道之化身，如太极一体浑然而备阴阳正气，动静行止，皆如太极动静之显发。其外在容貌间所呈中和气象，显与天合一之境界。“子温而厉”章注：“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
  “诚，即太极，圣人之本。”诚被朱子视为与太极、圣人对应的本体概念，诚是“实理”。圣之为圣的根据就在于诚。诚具有太极、圣所共同具备的特点：全体、内在、超越、自然、通化等。《通书》乃发明《太极图》的表里之作，首章“诚”完全对应于《太极图》，朱子《通书注》说，“诚即所谓太极也”。诚之源为“图之阳动”；诚斯立为“图之阴静”；诚之通、复为“图之五行之性。”诚是圣人的独特属性，只有圣人能保全此诚。“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诚的本来意义是真实无妄，其形上意义则是天命之性（理），是事物内在禀有之理。朱子强调了诚的实理性，万物资始是“实理流出”，各正性命是“实理为物之主”，纯粹至善是“实理之本然”。认为《通书》“诚神几曰圣人”的诚、神、几分别指实理之体、实理之用、实理之发见。指出诚具有自然、简易的特点。“诚则众理自然”。但诚与太极、圣人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它还有工夫意义，是贯通天道与人道的连接者。朱子明确区分了诚的这两层意义：《中庸》的至诚指“实有此理”，诚意则是工夫之诚，不欺之诚。汉唐学者皆以忠信笃实之德言诚，朱子称赞二程以实理言诚实为创见，并提醒要兼顾诚的这两层含义。“诚，实理也，亦诚悫也。由汉以来，专以诚悫言诚。至程子乃以实理言。”①
  （三）推《太极图说》为经
  朱子通过精心诠释和大力推崇，将《太极图说》树立为道学首要经典，指出《太极图说》是言道体之书，穷究天理根源、万物终始，自然而成，并非有意为之。《与汪尚书》言：“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①认为该书对工夫问题论述甚少，仅限于修吉、主静，朱子则将主静转化为主敬，他高度评价《太极图说》、《通书》，认为所论如秤上称过，轻重合宜而精密无差。“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轻重极是合宜。”②视《太极图》、《西铭》为孟子之后儒家最好著作，甚至认为《通书》比《语》、《孟》尚且语义分明，精密深刻，布局严谨。“《通书》比《语》《孟》较分晓精深，结构得密。”③淳熙丁未（1187）《通书后记》强调濂溪之书远超秦汉以下诸儒，条理精密、意味深刻，非潜心用力，不能明其要领。认为《太极图》具有首尾相连、脉络贯通的特点，《图说》上半部五段对应五图阐发了太极阴阳生化过程；下半部分论人所禀赋的太极阴阳之道，与上半部相应，体现了天道人道一体的观念。首句一一对应上半部分，人之秀灵即是太极，人之形神则是阴阳动静，五性则是五行，“善恶分”则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事出”为万物化生。自此而下的“圣人定之”句，体现圣人得太极全体，而与天地混融为一，实现了天人相合。故《太极图说》与《中庸》皆阐明天人合一、贯通形而上下这一主题。
  朱子强调《通书》围绕太极这一核心概念来发明《太极图》之蕴，透过《通书》方能清楚把握《太极图》的主旨，若无《通书》，则太极图实不可懂。“《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④《通书后记》指出《通书》和《太极图说》是表里关系，是对《太极图说》太极阴阳五行的阐发，实为道体精微之纲领，并强调了义利文道之取舍，以圣人之学激发学人走出功名富贵文辞卑陋之俗学，对为学工夫、治国之方皆有亲切简要、切实可行的阐述。朱子早在己丑《太极通书后序》就指出《太极图》是濂溪之学妙处所在，《通书》用以阐发《太极图》之精蕴。淳熙己亥《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进一步指出《通书》诚、动静、理性命三章尤其阐发《太极图》之奥妙。还以“诚无为”章具体论证与太极阴阳五行说的对应。《近思录》开篇所选周子说，亦是《太极图说》与本章，可见朱子对此章之重视。①朱子对《太极解义》极其满意，认为恰到好处地阐发了濂溪之意，达到了“一字不可易处。”②朱子可谓对濂溪《太极图》用力最深，最有创见者，采用章句分解形式，以注经的严谨态度疏解此书，最终使得该书层次分明，粲然可读。经由朱子的大力推崇，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太极图说》道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