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使用“道统”一词②，开篇即言：“《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③对“道统”与“道学”之定义及关系，学者有不同看法。陈荣捷先生区分了朱子道统的历史性与哲学性，强调了哲学性，肯定道统与道学的一体性。其《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言，“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性内在需要”。④余英时先生则从史家眼光出发，强调道统的外化和政治性，突出道统与道学、孔子与周公的差异性和断裂性：“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内圣外王无所不包……而孔子只能开创道学以保存与发明上古道统中的精义——道体，却无力全面继承周公的道统了”。①余氏突出道统与道学之辨，批评陈氏之说乃是采用后世黄榦之看法，混道统与道学为一。②且认为朱子道统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用意，据“《中庸序》推本尧舜传授来历”说，“完全证实了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是针对着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据比对《答陈同甫》与《中庸序》，认为“《中庸序》的道统论述是以该书为底本，已可以定谳”。③
  余氏雄辩似有进一步讨论余地。首先，余氏对“道统”的考察可商。他认为朱子最早使用“道统”两字见于淳熙八年（1181）《书濂溪光风霁月亭》“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但“意指不很明确……大概此时他的‘道统’观念还没有完全确定”。④余氏之所以如此断定，是因为此处“道统”不合其心中“道统”必含政治之意，“道学”二字更合其意。其实，早在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榜文》中朱子已提及濂溪“心传道统”，即便在余氏认为朱子早已完全厘清道统与道学的绍熙癸丑（1193），朱子还是以“道统”称颂濂溪，《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言：“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可见，此道统并非一定含政治意义。朱子提及“道统”尚有以下五处，未见其必含政治义。己酉《答陆子静》“子贡虽未得承道统”⑤，丙辰《答曾景建》“况又圣贤道统正传”⑥，《语类》“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⑦，“则自汉唐以来，……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⑧，绍熙五年《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恭惟道统，远自羲轩”。①朱子《中庸章句序》认为孔子不仅不是所谓“道统的无力继承者”，反而是集大成者。颜、曾、思、孟传承光大道统，濂溪二程接续之，朱子本人亦“赖天之灵，幸无失坠”。《章句序》末言“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可见朱子隐然以传承道统自居。
  其次，余氏认为朱子道统针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恰与朱子道统的“去政治化”用意背道而驰。《中庸章句序》所论道统的演变与《大学章句序》大体相同，朱子认为，孔子不得其位并没有妨碍其成就，他反因继往开来之贡献越过了尧舜，以学统的形式延续了道统，使借助学统形式所表现的道统依然保持了其独立性和超越性。朱子的道统与道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合②，孔子之后所传道学即道统之根本所在，即便是道统所涉帝王之治，亦当在道学范围内，如帝治当以格物正心为本。朱子坚持认为政治上的成就不能作为判定得道与否的标准。当弟子质疑“天地位万物育”仅指当权者时，朱子指出，反躬自修的穷乡僻壤之士亦能做到。③此与宋明儒学走向平民化、内在化的趋向一致，如过分突出道统的政治向度，则显然与此大趋势背道而驰。如余氏之解，则孔子以下已无“道统”可言。④
  余氏为突出朱子道统的政治义，认为《中庸序》以乙巳（1185年）《答陈同甫》“来教累纸”书为底本的“定谳”恐难为“定谳”。然此书与《中庸章句序》仍有少许距离，而《戊申封事》及同时若干材料则几与《章句序》全同。⑤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子《中庸序》亦经反复修改而成，朱子癸巳（1173年）为好友石子重所写《中庸集解序》实为《章句序》之早期底本①。比较二序可知，其差别主要有二：其一，《集解序》仅从孔、曾、思、孟立论，未提及《章句序》尧舜禹汤等孔子之前道统谱系，此是一大变化。其二，《集解序》特意点明“濂溪周夫子”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道统枢纽地位，但《章句序》则只字未提。《集解序》还特意批评汉唐诸儒，尤其点出了李翱，此亦不见于《章句序》。
  综上，笔者以为，陈荣捷先生从哲学角度判定朱子道统论更合乎实际。简言之，朱子道统指道之统绪，当含传道之人、传道之书、传道之法。其内容实由两条并列线索构成：第一个路向以二程为传人，以《四书》为载体，以工夫范畴为根本，其要乃在日用工夫。第二个路向以濂溪为传人，以《太极图说》为载体，以太极范畴为根本，其要乃在形上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