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朱子对忠恕一贯的理解是一个长期的自我扬弃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几个阶段：从学延平期、初步形成期、晚年修改完善期。
  从学延平时朱子就奠定了对忠恕一贯的基本看法。正是通过探究忠恕一贯，朱子才逐步厘清了儒释两家在本体与工夫上之差别，从释老之说中走出，归本伊洛之学。此时，朱子与延平、范直阁等人广泛深入的讨论忠恕说，他采用理一分殊来解释忠恕和一贯，提出二者是工夫与本体关系，当于忠恕工夫透悟一贯本体，一贯本体即在忠恕工夫中，二者不即不离。道体无处不在，曾子忠恕说乃是因门人之问道出自身对道体契悟，并指出忠恕于圣人和学者各有不同意义。“忠恕两字在圣人有圣人之用，在学者有学者之用”。圣人分上全体是一，即工夫即本体，工夫本体浑然合一，达到了体用不分，当下即是之境界，故本无须言忠恕。学者未能打通下学上达、工夫本体界限，故忠恕工夫乃是对学者而言，为学者入道之必要进路。但圣凡之别仅仅在于对本体彻悟不同，在于工夫自然纯熟不同，其进路与所至则同。下学至于上达后，自然消除了圣凡之间的界限。
  因为此前虽然已“略窥大义”，然“涵泳未久，说词未莹”，故朱子还专门写有《忠恕说》。朱子《忠恕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用理一分殊阐发忠恕一贯，突出下学和上达的工夫本体关系。工夫久之自将上达本体，而彻悟本体后，平常日用将贯注本体光辉，赋予超越意义。二是人在处理世界时，最主要的是合宜处理己与物的关系，此即忠恕之道。由忠恕工夫可上达本体，而知人己物我为一。朱子特地引用二程对忠恕的定义式解释，“自其尽已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三是提出忠恕体用关系，反对脱离日用忠恕工夫而空谈一贯本体。朱子曾将此说呈给延平，延平基本认同。朱子晚年回忆此说，大体仍表满意，他认为与范直阁讨论‘忠恕’，虽然“此是三十岁以前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①朱子批评吴耕老将忠恕和一贯割裂的看法，提出忠恕即在一贯中，本体不离工夫，即工夫以显本体。
  延平逝世后，朱子通过对二程及其弟子著作的研读整理，通过与湖湘学派的交流，对忠恕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一是他认为忠恕即道之全体，忠即是体，恕即是用，二者合起来体用兼具，这样来看“一贯”，方有着落，特别强调恕乃是从忠发出，不是从“一贯”流出。二是继续强调忠恕两个层面的区分，一个作为学者“入道之门、求仁之方”；一个反映圣人道体本然，忠、恕、诚、仁皆相通无隔。朱子忠恕解受程颢、谢良佐的影响极大。“示谕忠恕之说甚详，旧说似是如此。近因详看明道、上蔡诸公之说，却觉旧有病，盖须认得忠恕便是道之全体，忠体而恕用，然后一贯之语方有落处。若言恕乃一贯发出，又却差了此意。如未深晓，且以明道、上蔡之语思之。”②此后，朱子一直坚持忠恕的体用义，提出忠实然不变而创生不已，恕则遍布天地，显露无碍，二者虽然特点各异，然却体用一源而不可析离。“近看得忠恕只是体用，其体则纯亦不已，其用则塞乎天地；其体则实然不易，其用则扩然大通。然体用一源而不可析也。”③
  朱子晚年还在修改完善忠恕说。如壬子年（1192年）与郑子上讨论修改这一章，郑子上提出，今本删去前注中的“此借学者而言”将会造成下文语义不明，朱子告之并没有删去对忠恕说明的“忠也，恕也”，忠恕本来就是学者分上事。按：今本亦保留了“借学者而言”之义，改为“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朱子还提出已经把此前“道体无二而圣人”改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这样语义就很清楚了。按：这和今本“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还是有所不同。在去世前五年的乙卯（1195年），朱子又修改了忠恕说。他告诉曾无疑忠恕本来即是学者事，与圣人其实无关，不必顾虑说得过高，忠恕可以从深浅两个层面来理解：浅言之，即日用常行之道，愚夫愚妇皆须由之，乃人立身根本处。深言之，即使圣人神通广妙，也离此忠恕不得。朱子强调忠恕虽在日用常行之中，但应有对本体之彻悟，于理上见得分明，方能赋予忠恕超越的一面。否则，仅仅限于一言一行之忠恕，未能由日用工夫把握忠恕之深层本体，将陷于拘执无用的死忠恕，只能成就个常人。“孝悌忠恕若浅言之，则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间，更无立脚处。……若极言之，则所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盖其所谓孝悌忠恕，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①
  朱子曾自述参究忠恕说的经过，特别提到二程的启发之功。他认为此问题关涉到对儒家本体与工夫之认识，自己能理解此章，在于将明道解释忠恕说的两段分散之语放到一起，由此悟出忠恕于学者的工夫义和圣人的本体义。否则，两重含义纠缠一起，将无法理解。朱子为此还和认同龟山之说的学者进行争论，“旧时《语录》元自分而为两，自‘以己及物’至‘违道不远是也’为一段，自‘吾道一以贯之’为一段。若只据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后云‘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自说得分明，正与‘违道不远是也’相应。”②“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为两段。后在籍溪家见，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义极完备。”③
  朱子同样十分感激二程门人谢氏、侯氏说给予他的帮助启发，指出忠恕说“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其门人更不晓得，
  惟侯氏、谢氏晓得。”①事实上，谢、侯对此章说法甚多，不少地方都遭到朱子批评，但是在关键处予朱子莫大启发，故朱子于二人之说始终深为感激。谢、侯说哪些地方予朱子以启发呢？朱子满意于谢氏从理一分殊角度阐发忠恕说。“谢氏曰：忠恕之论，不难以训诂解，特恐学者愈不识也。且当以天地之理观之，忠譬则流而不息，恕譬则万物散殊，知此，则可以知一贯之理也。……又问忠恕之别。曰：犹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来。恕，如心而已。”②故他称赞谢氏对忠恕的理解最好，其次侯氏说和刘质夫的记录也对他颇有助益。二程其他弟子如龟山、尹氏等纠缠于《中庸》忠恕说和此处之说，而未能看穿二者含义差别。“此语是刘质夫所记，无一字错，可见质夫之学。其他诸先生如杨、尹拘于《中庸》之说，也自看明道说不曾破。谢氏（一作‘侯’）却近之，然亦有见未尽处。”③
  （二）据上述可知，朱子主要是继承二程思想，以理一分殊之说解释忠恕一贯，认为忠恕即是一贯，朱子的这一诠解在整个《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对这一章理解的一个关键是如何理解忠恕与道的关系。忠恕的本义是尽己推己之为学工夫，是达到道的途径，它与道是有距离的。这一点在《中庸》中有明确的说法，“忠恕违道不远”。正因如此，学者在理解曾子此说时，多受制于《中庸》说，不敢明言忠恕即是一贯之道，其中包括二程亲传弟子。朱子的突破在于接续二程说，肯定此处忠恕表达的是本体义，是一种借言，是“升一等说”，突破了《论语》、《中庸》文本之间的矛盾。他在《中庸或问》的“道不远人”章对此有具体说明，“诸家说《论语》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贯之’之义；说此章者，又引《论语》以释‘违道不远’之意，一矛一盾，终不相谋，而牵合不置，学者盖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谓‘动以天者’，然后知二者之为忠恕，其迹虽同，而所以为忠恕者，其心实异。……曾子之言，盖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学者默识于言意之表，则亦足以互相发明，而不害其为同也。”
  其次，从诠释的角度来看，朱子对此章之诠释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以理学精神解释经典，体现出经典理学化的诠释特色。正如谢上蔡所言，对忠恕的理解难处并不在于训诂，而在于义理。近人程树德称，对此章义理理解主要存在两种意见，“此章之义，约之不外一贯即在忠恕之中及在忠恕之外二说。”①朱子从理学立场出发来解释忠恕一贯，认为忠恕即是一贯，忠为一为体，恕为贯为用，通过此章诠释阐发理学“理一分殊”这一重要思想。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尤其清代汉学家，多将忠恕看作行事，是“以尽心之功告曾子，非以传心之妙示曾子。”并批评《集注》“独借此大谈理学，”反映出与朱子不一样的诠释立场。
  二是在继承前辈之说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理解，体现出精于择取而自出新意的特点。无疑，朱子对“忠恕一贯”的理解以二程思想为前提，但是我们应看到，朱子所选取的二程说是经过细致甄别选取的，剔除了其中认为不合适的部分，如他认为小程子引《孟子》“尽心知性”说、“忠恕贯道”说，《中庸》“君子之道四”说解释此章不可晓、有误。针对程门弟子各不相同的看法，他做出了精细的辨析取舍，特别是朱子采用《中庸》“至诚无息”诚本体说解释此章所蕴含的道之体用说，体现出他的创造性。
  三是突出语境对文本的影响，讲究诠释的灵活性，以达到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的诠释目标。朱子有着明确强烈的诠释意识，认为诠释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将圣贤原义客观地挖掘呈现出来，以帮助学者加深理解。故此，他抓住“忠恕”在《论语》与《中庸》中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客观事实，指出二者具有不同的含义指向，孔子之言与曾子之言深层原意各有不同，不可拘泥，亦不可牵合表层文字之同。学者应默识于言意之表，互相发明圣贤之意。
  四是突出诠释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以达到针砭学弊，端正为学方向的诠释目标。划清儒学与佛老说、功利权谋说、词章记诵说的界限，纠正为学弊端，端正为学之方的诠释追求在这一章诠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子本章诠释，矛头指向空虚顿悟的禅学、舍本求末的浙东功利学，舍末求本的张、陆心学，要求学者树立本末兼顾，真积力久，由用达体的为学之方，提出尤其应在分殊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