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论孟精义》是个复杂的系列，其名称的反复变化也反映了它不断被修改刊刻的历史，先后有《论语要义》《论孟精义》《论孟集义》《语孟要义》等名称。《论孟精义》是其中最流行者，今传世本即为此名。问题是各种版本仅仅是名称之异还是内容有别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变如何呢？今本《论孟精义》真实情况如何呢？以下试图具体分析朱子《论孟精义》的形成过程，以回答以上问题。
  朱子对《论语》、《孟子》的研究分别进行。癸未（1163年）先后撰成《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二书早佚，今存《论语要义目录序》，对《要义》一书缘起有详细介绍。序文指出，该书取名《要义》相对小学而言，尽管小学名物训诂之功不可省略，但此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②朱子对此书效用极为自信，认为它优于《论语训蒙口义》。《与平父书中杂说》言，“《训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义》自佳也”③。应当记住的是，此处《要义》仅指《论语要义》而非后来的《语孟要义》。此书代表了朱子从师延平以来研究《论语》的心得体会，朱子撰述该书，目的在于以之作为教学范本，为学者学习理学思想提供便利。故三年后朱子在给友人信中有此书“甚便学者观览”之说。《答何叔京》三言，“伯崇云《论语要义》武阳学中已写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书，甚便学者观览”④。朱子在稍早时的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程钦国》言，“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①。此书主要聚集二程学派的孟子说，初稿成书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独自修改，直至丙戌（1169年）朱子才将之在友朋间传阅切磋，并参考了何叔京《孟子遗说》，朱子根据《孟子集解》一书广搜博取古今诸说的性质，认为可命之为“古今集解”。此书亦早佚。“昔人有古今集验方者，此书亦可为古今集解矣。”②
  朱子四十左右对二程学派《论语》、《孟子》诠释认识加深，于壬辰年集合诸家《论》、《孟》诠释，合撰成《论孟精义》一书，癸巳（1173年）刊该书于福建建阳。《精义》是先列出原文，再依次列出明道、伊川、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十一家之说。朱子在序言中总结编撰此书意图在于集理学众家之优长，明圣学传道统绪，以消除流俗异端之学的谬害。此书刊后，朱子门人即用以教学，当时很见欢迎。乙未1175年《答程允夫》言，“所教学者看《精义》说甚善”③。该书对普及二程思想，建构儒家道统思想起到积极作用，并在学界大受欢迎，马上就遭到义乌书商的盗版，以至朱子不得不请吕伯恭出面制止。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二十八言，“所扣婺人番开《精义》事不知如何？此近传闻稍的，云是义乌人”④。
  《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今本朱子为《精义》所作序题为《语孟集义序》，此名与正文有冲突，文中言该书“名曰《论孟精义》，以备观省”。而序题下小字注：“初曰《精义》，后改名《集义》。”此注及《集义》之名显然为文集编者所改，《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关系，《集义》之名晚于《精义》。后世著录亦两名互用，如《直斋书录解题》题为《语孟集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丙集》、《皕宋楼藏书志》题为《论孟集义》二十卷，他书皆著录为《论孟精义》。《集义》之名晚于《精义》，朱子何时改《精义》为《集义》的呢？丁酉年完成的《四书或问》虽屡言及《精义》，但在《孟子或问》中亦两次提及《集义》，“杨氏别说有之……予窃深有疑于其言，故不敢以列于《集义》之书。”“尹氏推说尧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义》未之载也。”故《集义》之名应在壬辰至丁酉间出现，若如《年谱》所载，庚子1180年《要义》后又改名《集义》，《集义》之名当出现在庚子之后而非之前的丁酉年。
  朱子文字中并未专门提及《集义》，而是常将《集义》与《精义》混用不分。如同为一人所录《语类》，既言《精义》又言《集义》。“近看《论语精义》，不知读之当有何法？”（人杰。《集义》）黄榦与朱子讨论《精义》诸家说，《语类》皆以“集义”标之，黄榦与朱子问答的语类，庚子年前甚多，多为朱子早年说。朱子本人亦将《集义》与《精义》用于同一对象，如“《集注》乃《集义》之精髓。”“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在朱子看来，此二者乃同书异名，在内容上并无差别。不过《集义》在名称上较《精义》更贴切平实，《精义》乃精妙、精微之义，《集义》为集合诸家义理之义。
  淳熙庚子年朱子对《精义》的修订作了一次总结。《精义》完成后，朱子并未放弃修改，如他与吕祖谦就《精义》修改多有讨论。吕祖谦提出《精义》不够完善，印行过早，导致无法补充遗漏的周孚先、张载等说。“只如《语孟精义》，当时出之亦太遽，后来如周伯忱《论语》、横渠《孟子》等书，皆以印版既定，不可复增，此前事之鉴也。”①朱子在丙申（1176年）请求吕氏补充《精义》，并商量刊行之事。《答吕伯恭》四十八言，“《精义》可补处，亦望补足见寄，（只写所补段字注云入某段下）《精义》或以属景望刊行，如何？熹书中已言之矣”②。在与《精义》配套而刊行稍晚于《精义》的《或问》中，朱子多次提及《精义》对二程诸家说失载。
  朱子弟子黄灏于淳熙庚子（1180年）重刻《精义》于豫章，并改名为《语孟要义》。朱子在《书语孟要义序后》中交代了改名经过及内容变动：
  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昆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见而悦之，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予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①
  该序对我们理解朱子《精义》系列具有重要意义。朱子交代了刊刻《要义》的缘由，因数年前曾于建阳刊刻《论孟精义》一书，流传甚广，后细加考察，发现二程、张子等诸家说不乏遗漏，故时加补充，并补入二程弟子周孚先《论语说》残篇。②黄灏将该书修订本刊于豫章，担心读者对该书前后版本详略差异之疑虑，请朱子特意在前序（即壬辰《语孟精义序》）后再作一序。为示区别，朱子将此前《精义》改名《要义》。由此可知：
  一、《要义》与《精义》为同一书前后版，《要义》后于《精义》，二书内容存在详略之别。
  二、朱子于此正式文字中并未提及《集义》，说明《集义》与《精义》仅仅是名称不同，并无内容上的差别，正如朱子《语孟》、《论孟》互用一样。
  三、后世朱子学者在庚子版《要义》与壬辰《精义》（《集义》）、癸未《要义》内容、先后关系上有的看法不当。首先，诸家《年谱》多混淆癸未《论语要义》与庚子《语孟要义》，重视《精义》与《集义》，视《集义》为后于庚子《要义》的最后定本。如戴铣《朱子实纪年谱》言，“是书初名《要义》，改今名（《精义》），最后更名曰《集义》。”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则未提及庚子《要义》，“是书初名《要义》，后改今名。……其后又改名《集义》。”王懋竑对《年谱》混淆前后《要义》说、错置《要义》与《集义》的看法提出批评，“庚子刻于南康（笔者按：南康误，当为豫章），改名《要义》，盖其名偶同，而非即前《论语要义》之本也。《年谱》误认以此书先名《要义》，后改《精义》，又改名《集义》，以《书语孟要义序后》考之，非是”①。钱穆赞同王氏说，并据《书语孟要义序后》指出，“《精义》增刻改名《要义》，其事尚在后。……可证旧本《年谱》之误”②。
  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整理者仍主张《年谱》所言《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说。束景南亦反驳王懋竑说，认为癸未《要义》、壬辰《精义》、庚子《要义》为同一本书，“内容基本相承”，提出“若是两部书，朱熹断不会自将两部书取同名相混”③。
  据《年谱》及《朱子大传》之意，庚子《要义》与癸未《要义》、壬辰《精义》无甚差别，故可忽略之。考之朱子论述，其实不然。首先，癸未《要义》只是《论语要义》，并不包括《孟子》，而庚子《要义》则为《论孟要义》，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本著作，正如王氏所言，“其名偶同”耳。其次，朱子对庚子《要义》极为重视，在庚子前的己亥之秋反复恳请吕祖谦兄弟借抄横渠相关资料以补充《要义》。
  豫章欲刻《精义》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横渠诸说。此间传录未及数篇，专作此数字。今后遣人就借得，以付之为幸。④
  又尝附隆兴书凂子约借《精义》补足横渠说定本，欲与隆兴刻板。亦乞为子约言，早付其人。或径封与彼中黄教授可也。千万留念。⑤
  朱子在此仍称该书为《精义》，直至庚子重刻方改名《要义》，以示区别。在具体流行中，朱子及其弟子皆以《精义》相称，概约定俗成故。朱子在信中提出希望得到吕子约所补充的横渠说，完善《精义》，因为《精义》成书后数年间，不断有新材料发现。这充分说明庚子《要义》与壬辰《精义》已有了相当差距。据朱子著述反复修改，后出转精之通常情况，按理修订补充版《要义》应取代壬辰《精义》流行开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个中原因，不得其解。
  同样引人发疑的是，今本《论孟精义》并非壬辰本。《精义》、《或问》、《集注》三书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精义》为基础，《或问》针对《精义》而发，《集注》则是《精义》的简缩版。但今本《精义》与二书存在大量的不对应，说明今通行本《精义》存在重要遗漏，极可能非壬辰本。如范祖禹《孟子解》为通行本《或问》、《集注》大量引用，但《精义》却无一提及，极不正常。况朱子答蔡季通书中已提及范氏《孟子解》，朱子说李伯谏来信托整理《孟子集解》，朱子将《孟子集解》旧稿两本及二程及其弟子诸书给蔡氏，并详细告诉蔡氏如何据此诸书增补《孟子集解》。盖该书正处于改补刊印阶段，一边修改补充，一边刊印。
  伯谏书中说托料理《孟子集解》。今纳去旧本两册，更《拾遗》、《外书》、《记善录》、龟山、上蔡录、游氏妙旨、《庭闻稿录》、《五臣解》（取范、吕二说）。①
  束景南认为朱子此答李伯谏书为乾道七年②，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虽未考证该书，但认为李伯谏甲申1164年与朱子通信，庚寅1170年弃佛归儒，故该书完成当亦在辛卯左右。据此，则朱子1173年刊刻于建阳的《精义》当着意补充了范氏《孟子解》，而今通行本《精义》却无一条范氏解。③这也否定了朱子在壬辰前尚未发现范氏《孟子解》迟至庚子年才补充的可能。而且，朱子《书语孟要义序跋》强调庚子年的重大补充是“昆陵周氏说”，并未提及范氏《孟子解》，此亦可证此前壬辰版本已收入范氏说。《孟子集注》引范氏说多达16章18条，高居所有引用者第5位，可见朱子对该书之重视。《或问》评论范氏《孟子解》，常言“得告君之体”，可见该书乃范氏进讲著作。今本《精义》对范氏此书却无一引及。据此，则今本《论孟精义》恐非壬辰本，或为壬辰前的“旧本”，特别是《孟子》部分。
  后世流传的《精义》与今本存在差异，林乐昌在搜集、整理张载佚文的过程中觉察“明人著述中仍可发现不见于《精义》的张载解说《孟子》语”，并敏锐指出，“这似乎表明今本《精义》并非足本，明人所用版本可能不同于今本”①。
  今通行本《孟子精义》疏略潦草，不如《论语精义》精密。《孟子或问》与《孟子精义》不相应处甚多，有时《或问》评论数家说而无一见于今本《精义》者。如《离娄》上“求也为季氏宰章”，《或问》评及范氏、杨氏、尹氏说，皆不见于《精义》。可见今通行本《精义》绝非足本，亦非壬辰本。
  今通行本更不可能是庚子《语孟要义》，庚子本是对壬辰《精义》的补充完善，在壬辰本基础上对“程、张诸先生”说“遗脱”进行了三方面“补塞”：程子、张子之说；《论语》前四篇及第五篇部分补入周孚先《论语解》；杨氏等个别遗漏说。此皆不见于今通行本《精义》。
  总之，朱子《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又名《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与《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却存在内容差别，诸家忽视三版本之别，混淆前后《要义》，视《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而忽视庚子《要义》的看法不妥。从流传而言，三版本似乎今皆已佚，可以断定的是，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既非癸未本，亦非壬辰本，也非庚子本，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最有力的根据是范祖禹《孟子说》数十条应为壬辰《精义》所采用，今通行本却无一及之。今通行本与存在密切对应关系的《集注》、《或问》、《语类》多有不称，不符合庚子《语孟要义》之论述。以上辨析了朱子四书著作的形成刊刻，希望能引起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