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四书或问》因皆为朱子所作，且刻为一书之故，易被视为一体而不加区别。既然包含章句、集注两种不同体裁的《四书章句集注》都可视为一书，何况体裁一致的《学庸论孟或问》了。其实不然，且看上海古籍、安徽教育版《四书或问》校点说明中体现的困惑：
  就连朱熹自己，对《章句》、《集注》、《或问》也语含轩轾。一方面，他对《章句》、《集注》的修改日益精密……另一方面，对《或问》却又无暇修订，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或问》与《集注》抵牾颇多，甚至还得出“不须看”的结论。……朱熹生前只刻印了《论孟集注》，从未将《论孟或问》付印，……但据《中庸章句序》，他在世时，已将《或问》附于《章句》之后。
  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
  “校点说明”指出，朱子有明确贬低《或问》的说法，《或问》无法和《集注》相提并论，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朱子于《语孟集注》反复修订、刊刻，对《或问》却说无暇修订，从未将《论孟或问》刻印。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将《中庸或问》附于《章句》之后，一并刊刻。这也是事实。这里显然存在矛盾，校点说明者并未解释个中原因，而是最后以“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为结束语。
  仔细阅读朱子关于《或问》的论述，即可发现，在朱子心目中，有两种不同的《或问》：一种是“不须看”的、“不相应的”《论孟或问》；另一种是不断修改完善附于《章句》之后的《学庸或问》。在丁酉年，朱子大致分别完成了四书的《或问》，这是一个分水岭。此时的四书《或问》皆反映了朱子丁酉期思想，可视为一体。但自此就走向了分别。《论孟或问》从此再未修改，亦从未主动刊刻，朱子不愿将之与《论孟集注》同等并提。《答张元德》明确言，“《语孟或问》乃丁酉本”①。弟子甘节晚年所录语录亦提及《论语或问》为丁酉本。“张仁叟问《论语或问》。曰：是十五年前文字，与今说不类。”②
  反观《学庸或问》则不然，朱子晚年屡屡提及且不废修改，《朱文公文集》中万人杰、陈淳等弟子与朱子书信，多有长篇讨论《学庸或问》者，亦证明朱子对《学庸或问》非常重视，不断修改。朱子本人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更证明了《学庸或问》的重要。再从后世《四书集注》刊本来看，许多著作如元代胡炳文《四书通》等多收入《学庸或问》，并为之作注，据此亦可看出在朱子后学那里对《论孟或问》与《学庸或问》就有区别对待。典型者如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对学习《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有明确区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是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同时通读的，而《论孟或问》则要求挑选其中与《论孟集注》义理相应者读，盖其多有与之不相应者。
  《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抄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抄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
  这也提醒我们，《四书或问》乃后世所刊，并非朱子所著，恐朱子在世时并无“《四书或问》”一书。只有《论孟或问》、《学庸或问》，二者在相同时间形成初稿，此时视为一体是合理的。但此后二者产生差别，今本二者分别代表朱子丁酉时期的和晚年的思想，故须区别对待。这与我们上述《四书集注》合刊的分析颇有关联，我们很自然地将《四书或问》视为一体，是受到合刊本的误导，加上“以今视昔”的眼光，所以难免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