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朱子求学问道的全部生命，是一长期的探索过程，此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各具特色的五个时段：四书学的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最后完善期。
  自接受庭教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可视为朱子四书学启蒙期。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小在父亲朱松指导下诵读四书，打下日后研究四书的初步根基，朱子自称“某少时读四书，甚辛苦”①。绍兴十三年（1143年）父殁之后，朱子举家迁至崇安，受学父挚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苦读四书。“某自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中间非不用力。”②中举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赴任同安前。朱子十九岁中进士后，泛滥佛老，但仍以研读四书为主。谢良佐《论语解》对朱子四书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子曾叙说反复研读该书的情景，对其引导之功深表感激。“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上蔡）之言，以发其趣。”③
  朱子四书学准备期大致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年），即十年从学延平期，此阶段朱子始专意儒学，写下了表明与佛学决裂的批判著作——《杂学辨》，其中包括对吕本中《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的批评，对吕氏、张氏佛老之说的批评，是朱子对自身佛老思想的彻底清洗，是走向儒学的宣言。同时撰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著作，完成了四书诠释的准备性工作。④庚辰（1160年）《答程云夫》一言，“《孟子集解》虽已具稿，然尚多所疑”⑤。延平对朱子最大教导在于通过和朱子反复探究理一分殊这一兼具形上本体和形下方法论的儒学命题，帮助朱子分辨儒佛在本体与工夫上的同异，最终使朱子从泛滥释老之路归本伊洛之学。这一探究过程围绕四书文本的重点章节范畴展开，涉及《论语》忠恕说和仁说、《孟子》存心养气说、《大学》“格物”说、《中庸》未发已发说，如己丑（1169年）《答林择之》二十言，“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①。
  从隆兴甲申年（1164年）至淳熙九年壬寅年（1182年）为朱子四书学初步形成期，这一时期经过与湖湘学派争论中和说、仁说，朱子树立起一生为学大旨，完成了《章句》、《集注》、《或问》初稿，并有所刊刻。
  这一时期时跨度较长，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甲申（1164年）至壬辰（1172年）的《精义》阶段，此时朱子非常注意区分儒佛，对《论语》仁说、《孟子》养气尽心、《大学》格物诚意、《中庸》中和诸说的认识皆得到加深，在四书文本上亦取得进展，壬辰年出版了《论孟精义》②。《大学》方面，朱子于延平去世后不久即撰成《大学集解》一书，该书集解前辈诸说而成，故又名《大学集传》。丁亥1167年《答林师鲁》言，“《大学集传》虽原于先贤之旧，然去取之间，决于私臆”③。乙巳1185年《答林井伯》二言，“伊川先生多令学者先看《大学》，此诚学者入德门户，某向有《集解》两册，纳呈福公（陈俊卿），其间多是集诸先生说”。④
  自癸巳（1173年）至丁酉（1177年）为第二阶段，《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四书或问》等著作相继完成。在《大学集解》基础上完成《大学》的经传划分、次序调整，加入了训诂注音，撰成《大学章句》，完成了与之配套使用的《大学或问》。朱子一直做《中庸》的集解工作，此时撰成与《大学章句》体例相似的《中庸章句》。癸巳《答林择之》十三言，“近看《中庸》，于章句文义间，窥见圣贤述作传授之意，……因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⑤。朱子反对友人刻印《中庸章句》，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三十八言，“《中庸解》固不能无谬误，更望细加考订。……但恐未成之书，若缘此流布，不能不误人耳”①。考虑到好友石子重《中庸集解》太繁厚了，朱子特意编撰《中庸辑略》一书。丁酉年正式完成了《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从丁酉年朱子给蔡季通的信中可知，以《精义》、《或问》、《章句》、《集注》为主的四书学框架已经建构起来了。“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一篇，诸家说已见《精义》者皆删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石子重）《集解》太烦故耳。”②“近日《章句》《集注》四书却看得一过，其间多所是正。”③需注意的是，朱子此时并未将《章句》、《集注》合订为一部书，而是称为“四书”，即四本书之意，《章句》、《集注》各两本。
  自戊戌（1178年）至壬寅（1182年）为第三阶段，着重四书文本的修改与刊刻。如庚子（1180年）朱子提及《论语集注》当改大半，庚子（1180年）《答程正思》六言，“《论语》旧尝纂定诸说，近细考之，所当改易者什过五六”④。辛丑（1181年）提及《孟子集注》、《中庸章句》修改，《答叶永卿》九，“《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过，未及再看”⑤。《答刘子澄》二，“偷闲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册”⑥。
  壬寅（1182年）朱子将《学庸章句》合刊于浙东任上，他在丁未（1187年）《答宋深之》（二）提到，“且附去《大学》、《中庸》本，大小学序两篇，幸视之。《大学》当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东刻本只为一编，恐勾仓尚在彼，可就求之”⑦。这里朱子提到《学庸章句》而非《四书集注》合刻为“一编”，《学庸章句》是合刻而非各自单刻。《论语集注》则早在庚子（1180年）就为商人盗刻，“《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⑧。同年朱子给廖子晦的信中称已请求官府追究盗版之事，“《论语集注》已移文两县，并作书嘱之矣”①。可知此时朱子《论》、《孟》并未合刻。
  自淳熙癸卯年（1183年）至绍熙壬子（1192年）十年间为朱子四书学的成熟期，在此阶段朱子对《章句》、《集注》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刊刻。我们以己酉（1189年）年朱子序定《学庸章句》为标志，将这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论述。
  己酉前四书的修改刊刻。首先是《大学》、《中庸》德庆刻本、丙午改本，《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德庆刻本、丙午刻本（静江本）。朱子在这数年间对《四书》做了较为密集的修改刊刻。乙巳（1185年）朱子对四书进行了一次较为满意的全面修改，尤其是提到《大学》所改甚多。《答潘端叔》二言，“今年诸书都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②。丙午（1186年）在詹仪之的要求下，朱子将修改的四书抄写给他，结果詹氏将其中《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不告而刊之，此为静江本也，朱子对此深感不满。《答詹帅书》（二）言，“今辱垂喻，乃闻已遂刊刻，闻之惘然。”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1184年），《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就有了德庆刊本，詹氏还为之写序，朱子指出隔了两年，今本较旧本修改不大，紧要之处仍不满意，“德庆刊本重蒙序引之赐，尤以悚仄。此书比今本所争不多，但紧切处多不满人意耳”③。《答詹帅书》（三）言，“但两年以来节次改定，又已不少……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纳呈。”④《答詹帅书》（四）言，“熹前日拜书，并已校过文字。……不免亲为看过，其间又有合修改处甚多，……昨日始得了毕，但《论语》所改已多，不知尚堪修否”⑤？詹氏在两年前的德庆刊本中，似乎也刊刻了《大学》、《中庸》，这次本来还要刊刻新本，但为朱子所制止，“《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朱子还具体透露《中庸》序和《大学》格物的修改．《答詹帅书》（三）言，“《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大学》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删去辩论冗说极多”①。
  显然，朱子此时对四书的处理是，《学》、《庸》并提，《论》、《孟》并提，并无四书合刻。上引《答宋深之》（二）书仅言及《学庸》合刻，而未言及《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答黄直卿》三十六书提及《论孟》刻本而未言及《学庸》，“广西寄得《语孟》说来，细看亦多合改”②。戊申（1188年）《答苏晋叟》明确言及建阳人盗版“静江本”《论孟解》，可见詹仪之广西静江刻本仅刻《论孟集注》而非《四书集注》。“《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刋（‘刊’）行，……然乃是静江本之未修者，亦不足观也。”③此外，魏了翁《朱氏语孟集注序》指出朱子晚年《语孟集注》与赵汝愚所刻成都本差别极大，说明所谓成都刻本仅为《语孟集注》。于此可推，“静江本”“德庆本”当与之类似。
  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则十易六七矣。（《鹤山集》卷五十三）
  此后朱子仍继续四书的修改工作，并提到四书著作被盗版的苦恼，《中庸》新本尚未刊刻即遭到盗印，《论孟解》旧本静江本亦被人翻印，甚悔此书刊刻过早，存在不完善处，担心给读者造成不良影响。戊申（1188年）《答应仁仲》二，“《中庸》等书未敢刻，闻有盗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为挠也”④。修订工作不止于《章句》、《集注》，其中包括《学庸或问》。戊申《答黄直卿》二十言，“《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子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⑤。
  己酉正式序定《学庸章句》，庚戌刊刻《大学章句》、《四子》，标志着朱子四书学的正式形成。
  庚戌（1190年）朱子在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了《四子》。据《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可知，朱子在漳州将四书合刻，四书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特别说明《中庸》当在《孟子》后，《大学》当在《论语》前，此四书为原本而非朱子注本，朱子对原书只作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注音，“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二是补上了二程涉及四书读法的议论，今本《论孟集注》亦有此。这是为了“以便观者”“以见读之之法”，方便学者理解。“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①朱子在《答曹元可》中指出，自己对于所刻《四书》只是“略述鄙意以附书后”，指书后跋语而非四书各章句之注文。“是以顷年尝刻四古经于临漳，而复刻此四书以先后其说，又略述鄙意以附书后。”②朱子此时公务繁忙，限于精力，无力完成《四书集注》的修改工作。在《答张元德》第一书中，朱子交代对《大学章句》多有修改，而《论孟集注》《中庸章句》任职期间则无暇改，自己也颇不满意。
  《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如《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间事虽不多，然亦终日扰扰，少得暇看文字。③
  正因为朱子仅修改好了《大学章句》，故庚戌年仅刊刻了《大学章句》。此时，朱子将《章句》、《集注》与《四子》相提并论，显然彼此各为一套书，四子不等于《四书集注》。在庚戌《答张元德》第二书中，朱子先提到《大学章句》刊行，再提到《四子》，将《大学章句》与《四子》并提，若四子指《四书章句集注》，则逻辑不通。同时《答林一之》书亦将《四子》与《章句集注》并提，显然《四子》与《四书集注》是两套书。
  《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临漳四子四经各往一本，其后各有跋语，可见读之之法。①
  疑问两条至诚之说，固难躐等遽论。熹于《四子后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谓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详考之过。②
  壬子年南康《大学》《论》《孟》刻本。朱子所著《大学》、《论》、《孟》三书于壬子（1192年）在南康刊刻。壬子年朱子《答李诚之》一提到刊刻了《大学章句》，“近所刊定《大学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③癸丑（1193年）《答刘德修》二中提到《大学》、《论语》、《孟子》三书在南康被刊刻，却未提到《中庸》，可见并无《四书集注》合刻。“某所为《大学》、《论》、《孟》说，近有为刻板南康者，后颇复有所刊正，今内一通”。④朱子此后多次提到南康刻本，对之多有修改。如甲寅（1194年）《答吴伯丰》十三，“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⑤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四提到对南康语孟版本经过再三修改，“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同书还提到毁版事，“毁板事近复差缓，未知何谓”⑥。南康本遭到毁板《语》、《孟》之令但终未实行，丁巳（1197年）《与黄直卿书》二十五言，“得曾致虚书，云江东漕司行下南康，毁《语》、《孟》板。刘四哥却云被学官回申不可，遂已”⑦。朱子同时修改《中庸章句》、《或问》、《辑略》三书，对三书作了合理定位，《或问》简单直接，《集解》诸说不纯，时有不妥，当以《章句》为主，《或问》、《集解》之说适当添入，以二者之长补《章句》之不足。辛亥（1191年）《答黄直卿》十七言，“或只如旧而添《集解》、《或问》以载注中之说”⑧。
  自绍熙癸丑（1193年）至庚申（1200年）是四书学的最后修改完善期。南康诸刻本在朱子生前甚为流行，成为重要的教材。朱子对此从未满足，始终在不懈修改，亦有新的刊刻。尤其对《大学》修改频繁。朱子甲寅（1194年）曾入侍讲解《大学》，回来后对《大学章句》有所修改，如乙卯（1195年）《答吴伯丰》十五言，“《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①。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六指出《大学》已经修改成新的定本，并以此刊正旧版，“‘小人闲居’以下……此段《章句》、《或问》近皆略有修改，见此刊正旧版，俟可印即寄去”②。己未年（1199年）仍刻《大学》新本，《答刘季章》十一言，“《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③。对《中庸》的修改围绕首章等重点章句展开，且《章句》、《或问》并行修改。乙卯《答林德久》六提及修订刊刻《中庸章句》《或问》，“《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两处，以《或问》未罢，亦未欲出，次第更一两月可了”④。朱子此时对《孟子》仍颇为费心，除修改《孟子集注》外，还编撰了《孟子要略》一书，丁巳（1197年）《答黄直卿》三十言，“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觉得从前多是衍说，已略修正，异日写去，此书似有益于学者”⑤。他对《论语》的重要章节仍在修改，如乙卯、戊午间《答曾无疑》四言，“忠恕二说皆近之。熹向来所论正谓如此，近复细观，乃有未尽，已于《论语集注》中更定其说矣”⑥。
  朱子对四书著作反复修改，诸家《年谱》皆载朱子易箦前三日尚修改《大学·诚意》章，正反映出朱子对四书死而后已、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朱子现存文献反复提及《学庸章句》、《论孟集注》多为单刻，有时两两刻，但并无提及四书合刻，故可认为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四书集注》作为专名及合刊乃后人所为。①后人魏了翁也是将朱子四书单提，如他在《朱文公五书问答序》言，“得未见之书，乃《易本义》与《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之外，又裒当时答问之语为一编。”（《鹤山集》卷五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