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以理学诠释经典形成内倾的学术特征。基于《朱子全书》《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论孟精义》《四书或问》等文本，考察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我们不难发现，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有：“克己”诠释体现的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复礼”诠释体现的自觉复礼、缘情制礼、礼以养性；“为仁”诠释体现的切身体验仁、心上求仁、里面说仁、心上说仁。朱熹释“复礼”为“复本有之礼”“返本复性”“复天理”“复节文”“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复天理之节文”，其“复礼”诠释兼顾形而下的践履，更突出的是形而上的内在超越。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天生固有之仁，为性、理，为本心、道心、“本心之全德”，兼顾已发之情、用，由情见性、见理、见体，“仁”为历尽“克己复礼”工夫后之“本体”。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亦体现为：仁、礼等道德良知是先天固有的，“复礼”“为仁”的过程是个体通过“克己”之刚健工夫回复本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由外在制约，而是应个体的内在要求，“入德”“成德”这种貌似社会实现普遍调节的手段，实际上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目的。①
  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应从多维视域进行考察。朱熹内倾学术特征的形成，受时代激发、佛道挑战、心性之学发展、学术风尚转移、个人际遇等多维因素影响。就时代背景来看，朱熹以理学诠释“克己复礼为仁”是回应“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需要。朱熹主要面对的不是外部的“礼崩乐坏”，而是内在的“人心陷溺”，真正破坏价值与秩序的是人欲之私，因而他将思考重点从外部“礼”之秩序转到了人之内在本质。在这种问题意识下，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需要有颠覆性的转变。实现这种大转变，仅仅依赖侧重于“语文之了解”的字词训诂方面的创新，显然无法如愿以偿；只有在“理论之了解”上有系统而深刻的建树，借助新的理学体系建构，重释经典材料，重构一个至善的价值依归“天理”以对治“人欲”，才能挽回人心的陷溺、价值的破坏和秩序的紊乱。①为此，朱熹在理学体系的大框架下，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别出心裁地诠释。也正因为此，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离《论语》文本的原义越来越远，清儒的种种质疑也由此而产生。引人深思的是，朱熹要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又不得不如此创造性地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用“天理”对治“人欲”，以此解决人心陷溺、价值沦丧的现实危机。由此可见，理学建构和经典诠释一齐指向内倾的学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