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分析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你必须说出新的东西，但它肯定全是旧的。”①这何尝不是博士论文写作的真实写照？没有创新，论文就毫无价值可言；凭空创新，论文的思想价值成了无稽之谈，更是毫无意义。
  本书立足于《朱子全书》《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论孟精义》《四书或问》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等“全是旧的”文本和材料，在不曾有人系统研究的情况下，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这一论题，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试图“说出新的东西”，凸显研究内容的系统全面性、理学体系建构视角的独到性，同时，研究方法上注重朱熹诠释与建构的历时性发展、动态性演变，并将深入研究建立在大量文本的搜集和阅读基础上，尝试从研究内容、视角、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第一，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
  朱熹在博采集评、批驳辩证和选择吸收前贤相关诠释的基础上，对“克己复礼为仁”命题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
  朱熹以“身之私欲”而不以“身”训“己”，这私欲包括气禀之私、人我之私、耳目口鼻之欲等内涵，朱熹从理与气、形体与私欲的关联，从天理人欲相对、“己”“礼”相对的角度，从“克己”与“复礼”的关联等维度诠释“己”，给“己”的诠释严严实实地披上了理学化的外衣，显然已大不同于同一诠释脉络下的扬雄、王肃、刘炫、邢昺等人的诠释，朱熹在扬雄诠释的基础上别添“身”与“欲”字，这绝非画蛇添足，而是为了便于从理学体系的大框架下更加圆融地诠释“己”。朱熹以“胜”而不以“治”训“克”，从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天理人欲难明的角度，从“克”之对象难以对付的特征等维度来释“克”。朱熹在“克己”诠释中贯彻其理气观、理欲观，以理学话语诠释“克己”，这是回应“人心陷溺”之社会弊病的现实需要。朱熹不仅在学术上探讨“克己”，更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劝导学者以此治心修身，进谏君王以此正心窒欲，其“克己”诠释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乃至作为核心内容卷入道学之争，成为当时道学之争的焦点之一。在朱子的倡导和引领下，理学士大夫始终关注修身，即使是著书立说，也更倾向于思考内圣修养，并在实践中落实“克己”之“胜私欲”要求。
  朱熹对“礼”的诠释是在理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完成的，其“礼”之诠释是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理学理论的实践成果。朱熹释“礼”为“性”，发展“性即理”说，进而释“礼”为“天理”，突出“礼”作为天理的当然性、应然性，把形而下的礼提升为形而上的本体，贯通了天理与人性、天道与人道。随后，就现实践履而言，朱熹意识到“礼”内涵精细、着实工夫，“天理”空而不实，难以囊括，因而，在乾道六年（1170）、41岁时，他对只以“理”释“礼”表示不满并进行了批判，进而强调以“节文”释“礼”，并极其重视“礼”之形而下的“节文”意涵。以“天理”释“礼”，很难显示“礼”的精微缜密；以“节文”释“礼”，虽能体现其对形下践履之“礼”的重视，但无法兼顾“礼”蕴含的形上超越之“理”，为此，朱熹直接将“天理”与“节文”并举，创造性地以“天理之节文”释“礼”。他认为，“天理”是根源，“节文”是表现，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是当然之理的自然生发；“天理”是体，“节文”是用，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兼备体用。“天理之节文”是朱熹最为成熟、最为满意的诠释。当然，这一诠释不是一蹴而就的，历经从“天理”“节文”到“天理之节文”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相应呈现出从体、用到兼体用的类似于从正、反到合的分析和叙述结构特征。
  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本心之全德”，这一释义突出了“仁”与“本心”“全德”的关联。就“本心”来说，与董仲舒、孔颖达、高僧惠能等“本心”说不同的是，朱熹的“本心”诠释接续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张载、程颐、陆九渊的“本心”思想，相较于程颐的“心外求理”，朱熹总是不离心而言理，由心外求理的“理学”转向“心学”，而较之陆九渊的“本心”自明、不必他求，朱熹的“本心”力量，以其“天理”的无限性和性体的全面性为基本前提。这个本心是“本然之心”“先天本有之心”“最初良善之心”“道德之心”，亦即理学话语体系中的“天理”。本心作为定语，修饰“全德”，故为“本心之全德”。就“全德”来说，一方面，仁与德都是天所赋予、人所自有的，皆有体有用，皆是就事上说，两者具有诸多的共同意涵；另一方面，朱子突出“仁”的“德之全体”义，在“德”之前特加一“全”字，在于仁包四德，仁是“专言之仁”，仁是全德，而仁包四德之所以可能，在于仁为大为先为生意贯通。不同视角，不同时段，朱熹对“为仁”的诠释亦有不同。朱熹释“为仁”为“谓之仁”“是仁”，是强调“克己复礼”是“为仁之工夫”；释“为仁”为“见仁”，是强调“克己复礼”工夫指示的方向和目标系“仁”的本体、全体；而释“为仁”为“到仁”“至仁”，则不仅强调“克己复礼”这一工夫，亦强调这一工夫指示的方向和目标乃“仁”之境界和地位。这些诠释均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
  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
  对克己、复礼之间的关系，朱熹前后表述多有变化。早年撰《克斋记》，立足理欲观，认为克己就是复理，复礼即是复理，克己便是复礼，克己复礼是合掌说底；中年定稿《论语或问》，批驳“以礼训理”“失之过高”，立足应对佛道挑战、反对释氏之空寂，突出复礼是复节文，凸显形而下的礼、节文和复礼之不可或缺，强调须着克己复礼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中、晚年，他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言克己便是复礼，克己复礼“似一件事”，或将才克己便复礼与克己犹未复礼兼而言之，言克己复礼“似两件事”，64岁后，结合中年时确立的“复天理之节文”之“复礼”释义，将克己复礼该贯本末精粗工夫，倡导下学上达，将看似矛盾的两种关系统一起来，明确提出克己复礼是“似一件事又似两件事”，这是其克己复礼关系的最后定论。
  对于“克己复礼为仁”之中的仁与礼的关系，朱熹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从工夫、效用上看，礼先仁后，克己复礼工夫在先，仁作为效用在后，做足了克己复礼工夫，仁之效用就会自然呈现；而在先的礼之所以能达到在后的仁之效果，在于仁礼相通，仁礼同为性、为理、兼体用；相通并不表示相等，仁礼有别，仁为大、为先、为统领，仁包含礼。仁礼相通是礼先仁后的前提，两者紧密关联。朱熹借用“理一分殊”理论化解仁礼相通与仁包含礼之间的冲突，“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处于同一层级之中，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包了四德，仁包含礼。朱熹仁礼关系辨，透显出其学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彰显出其经典诠释与理学建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第二，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相互促进。
  朱熹认为“克己”是圣人成圣之根本、教人之定本，以“身之私欲”而不以“身”训“己”，以“胜”而不以“治”训“克”，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释“复礼”为“复天理之节文”；释“为仁”为“谓之仁”“是仁”“到仁”“至仁”“见仁”，以工夫指示仁，释“仁”为“本心之全德”。朱熹以其理学体系统领“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过程中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
  一方面，朱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以理学为其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陈来指出，“朱子始终把天理—人欲的对立作为儒家道德思想的基础，也作为《论语》解释的基本分析框架”①。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始终没有逸出理学框架，以“胜身之私欲”释“克己”，以“天理之节文”释“复礼”之“礼”，以“本心之全德”释“为仁”之“仁”，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就是朱子理学。朱熹将自己已形成的学术理论，如理气观、理欲观、人性论、工夫论以及“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已发未发”“心统性情”等融汇到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中，使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成为理学化、创造性的诠释，从而“建构了一种理学型的《论语》学，使《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①。
  另一方面，朱熹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在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的过程中完成的。经典是朱熹宣扬其理学思想的基本材料②，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现在经典诠释中，也是在经典诠释中逐步建立健全的。诚然，理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朱熹的理学体系建构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但不容否认的是，“仁”“礼”是儒家思想系统的内核和基础，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创造性诠释体现出其建构理学体系的明确自觉，为其理学体系建构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朱熹在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提升了“克己”“礼”“仁”诠释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理、气、心、性、情等理学内容，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了其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无疑促进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和成熟。就发展过程而言，朱熹撰写《论语要义》时，其学术体系尚未建构起来，后来朱熹撰《论孟精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并和弟子就其相关内容进行积极讨论（这些与弟子讨论的相关语录即我们今天看到的、由黎靖德汇编的《朱子语类》），其理学体系逐渐圆融。事实上，朱子也反复强调自己在经典诠释上所花费的巨大工夫：“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仔）细看”，“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③朱熹花费数十年工夫完善《论语》等经典诠释，其反复诠释经典的过程，就是其理学学术体系建构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第三，朱熹在经典诠释和理学体系建构的双向互动中形成内倾的学术特征。
  朱熹以理学诠释经典形成内倾的学术特征。基于《朱子全书》《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论孟精义》《四书或问》等文本，考察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我们不难发现，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有：“克己”诠释体现的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复礼”诠释体现的自觉复礼、缘情制礼、礼以养性；“为仁”诠释体现的切身体验仁、心上求仁、里面说仁、心上说仁。朱熹释“复礼”为“复本有之礼”“返本复性”“复天理”“复节文”“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复天理之节文”，其“复礼”诠释兼顾形而下的践履，更突出的是形而上的内在超越。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天生固有之仁，为性、理，为本心、道心、“本心之全德”，兼顾已发之情、用，由情见性、见理、见体，“仁”为历尽“克己复礼”工夫后之“本体”。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亦体现为：仁、礼等道德良知是先天固有的，“复礼”“为仁”的过程是个体通过“克己”之刚健工夫回复本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由外在制约，而是应个体的内在要求，“入德”“成德”这种貌似社会实现普遍调节的手段，实际上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目的。①
  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应从多维视域进行考察。朱熹内倾学术特征的形成，受时代激发、佛道挑战、心性之学发展、学术风尚转移、个人际遇等多维因素影响。就时代背景来看，朱熹以理学诠释“克己复礼为仁”是回应“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需要。朱熹主要面对的不是外部的“礼崩乐坏”，而是内在的“人心陷溺”，真正破坏价值与秩序的是人欲之私，因而他将思考重点从外部“礼”之秩序转到了人之内在本质。在这种问题意识下，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需要有颠覆性的转变。实现这种大转变，仅仅依赖侧重于“语文之了解”的字词训诂方面的创新，显然无法如愿以偿；只有在“理论之了解”上有系统而深刻的建树，借助新的理学体系建构，重释经典材料，重构一个至善的价值依归“天理”以对治“人欲”，才能挽回人心的陷溺、价值的破坏和秩序的紊乱。①为此，朱熹在理学体系的大框架下，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别出心裁地诠释。也正因为此，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离《论语》文本的原义越来越远，清儒的种种质疑也由此而产生。引人深思的是，朱熹要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又不得不如此创造性地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用“天理”对治“人欲”，以此解决人心陷溺、价值沦丧的现实危机。由此可见，理学建构和经典诠释一齐指向内倾的学术特征。
  第四，朱熹内倾的学术与其政治活动息息相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研究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揭橥朱熹学术具有内倾的特征，是就朱熹建构理学体系这一独特视角而言，并不否定研究对象朱熹客观存在的政治活动和积极的“外王”追求，而从朱熹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二者的互动关系来看，其内倾的学术无疑是其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础，两者息息相关。
  首先，朱熹内倾的学术与其积极有为的政治活动并无矛盾。朱熹虽“本无宦情”“不能俯仰取容于世”②，但不曾放弃“得君行道”的理想，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为我们展示的即是历史世界中参与政治活动、积极有为的朱熹。余英时指出：“过去一个相当普遍的说法，认为南宋以下儒学已由关心‘外王’转而追求‘内圣’。因此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大致都重视心、性修养，而少谈政治改革。但是这个看法显然需要作重要修正，因为这是将学术思想史和政治史完全隔离了的结果。南宋理学特重‘内圣’是不可否认的，但理学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并没放弃‘得君行道’的努力；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安石‘外王’的一面。”①在这里，余英时肯定了朱熹特重“内圣”，同时批评了将学术思想史和政治史完全隔离、主张朱熹只重心性修养而少谈政治改革的现象，认为特重“内圣”的朱熹也继承了“外王”一面。事实上，朱熹重视心性修养，形成内倾的学术特征，但他并不排斥“外王”的政治实践，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息息相关、共生共存、相互转化的，往往因所居身份不同，有所侧重，正如余英时所言，“在讲求‘内圣’之学时，他们是站在理学家的特殊立场，其精神是向内收敛的；但在推动‘外王’事业时，他们又回到了一般儒家的立场，其精神则是向外发舒的”②。朱熹诠释经典，建构理学体系，是站在理学家的特殊立场，其精神无疑是内敛的，其学术呈现内倾的特征也是应然的。
  其次，学术内倾并不排斥“外王”之目的。儒家整体上致力于通过“内圣”而实现“外王”，朱熹等南宋理学家也不例外。“理学家都深信王安石的失败主要由于‘学术不正’；在这一理解下，他们努力发展‘内圣’之学，以为重返‘外王’奠定坚固的精神基础。‘外王’必自‘内圣’始，终于成为南宋理学家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心信念。”③朱熹等南宋理学家根深蒂固的中心信念是通过发展“内圣”之学以坚固“外王”的精神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的。余英时还直接指出，“理学的直接目的虽在于成就个人的‘内圣’，但‘内圣’的最重要的集体功用仍然是为了实现‘外王’的事业”，“南宋理学虽多了‘内圣’一层曲折，却未尝遗弃‘外王’”，“理学起于北宋，至南宋而大盛；它所发展的则是儒学中关于‘内圣’的部分。它赋予儒学以新貌，但并不是全貌。就儒学本身言，理学‘鞭辟近里’，代表了一种内向的发展。但理学之所以在第三阶段获得许多人的信奉，则因为它提供了下面这个有说服力的承诺：只有在‘内圣’之学大明以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①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代表了一种向内的发展，具有内倾的学术特征，同时，这种向内、内倾、内圣，是为了实现“外王”。
  此外，内倾的学术影响朱熹政治活动方式。朱熹诠释经典，建构理学体系，形成内倾的学术特征，这种内倾的学术是其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础，决定着他的政治关切、政治主张、政治理想，乃至具体的实践方式。朱熹所代表的理学集团的政治取向显然与一般的官僚集团不同。②朱熹从事政治活动时，往往受其内倾的学术影响。在觐见君王时，朱熹谈论较多的并不是现实的具体事务，也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他在君王面前念兹在兹的还是“正心”“克己”这些与其内倾学术息息相关的内容。他认为，这些甚过于今日之急务：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六者，并以先王由内而外之治为例证，想方设法引导和说服皇帝“正心”“克己”，强调这才是立国和施政之本。③朱熹内倾的学术与其政治活动不仅不相矛盾，还被应用于政治活动之中，影响了其政治活动方式。
  第五，朱熹的经典诠释在儒学发展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诠释对儒学史的发展有导向作用。朱熹释“克己”为“胜私欲”，主张“克己”为“制于外安于内”，释“礼”为“天理之节文”、“仁”为“本心之全德”，倡导“体用”兼备的“仁”“礼”诠释，注重“仁”“礼”的形而上、下层面，兼顾本体论和工夫论，促进了经典诠释和理学体系建构的相互促进，达到了二程等儒者不可企及的诠释高度，树立了宋代理学驾驭和诠释经典文本的典范④，这种典范是对北宋以来经典诠释和理学思想的总结，对王阳明等后儒以心学诠释经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内在理路”来看，清代的客观考据之风一定程度上也由理学的系统转化而成。①
  朱熹的“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诠释亦导致了儒学的分化。②朱熹等宋儒出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主动承担起社会道德调节这一使命，引导道德由外在的制约规范转变成个体的内在要求③，以孟子思想为其直接的思想源头，趋向于将“仁”学引向心性之学，把内在心性提高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以成就醇儒为成己的目标。④朱熹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诠释仁礼关系，视“仁”为“理一”，视“仁义礼智”为分殊之仁。一方面，视仁、礼为分殊之仁，突出仁礼相通，释“仁”“礼”为性、为理、兼体用；另一方面，视“仁”为理一，视“仁义礼智”等为分殊之“仁”，仁包含“礼”，视仁为先、为大、为生意贯通。诚然，朱熹关注礼，释“礼”为绝对“天理”，但其更重视家礼，将“礼”限定于伦理等特定领域。跟原初儒学“仁”“礼”并重的形态不同的是，朱熹释“仁”“礼”相通并重的同时，又坚持“仁”包含“礼”，有推动“仁”“礼”分离，促进“仁”之单向发展，更进一步“释礼归仁”⑤的趋向。如果说原初儒学是“周孔之道”，那么朱熹等宋儒发展的儒学是“孔孟之道”。虽然李泽厚⑥、杨国荣⑦等皆就当代现实处境与当代哲学问题回应，倡导回归原初儒学，回到“周孔之道”，但不容怀疑的是，朱熹等宋儒在面临佛道挑战和应对宋代当时社会现实条件下倡导“孔孟之道”，对维护当时社会稳定起过重大作用。①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儒学发展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程树德指出，“克己复礼为仁”章是汉学宋学之争点。②从清代学者方东树《汉学商兑》一书来考察，可见汉学宋学在“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上存在分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家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汉学家训为“修身”，汉学家就添字解经、上下文解释不一致等训诂问题，“私”“欲”合一及“己”“礼”相对等义理问题，对宋学家进行了批驳，并通过溯源，纠查其诠释谬误。宋学家释“复礼”之“礼”为“天理”“天理之节文”，清代汉学家认为，“宋儒言性、言理，如风如影”③，“理”虚而“礼”实，不能以虚“理”释“礼”，反对宋儒言形而上之理，并以《论语》文本言“礼”不言“理”、朱子“中年讲‘理’，晚年讲礼”④等为例证，对宋儒“复礼”诠释进行反驳。宋学家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本心之全德”，清代汉学家以“相人偶”释“仁”⑤，认为“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⑥，站在己与天下的相关之中、使欲得到相互调和而为仁这个新的立场上⑦，咎责程朱以“心德”释“仁”为谬误。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焦点，一方面，透显出朱熹经典诠释在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力，另外一方面，透显出汉学宋学产生的背景不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致使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共情，尤其是汉学家对朱熹理学体系建构采取的是漠然和抵斥的态度，而朱熹对“克己”的创造性诠释主要出于其回应佛道挑战、建构其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可以说，寻找改造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的道德出路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背景，应对佛道挑战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主要标的，重义理的治学方法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基石。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从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儒学重要命题的诠释的形成和变化，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儒家如何应对时变、不断发展。面临外来佛教、本土道教之冲击，面对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积极应对，从“理论之了解”而不是从类似乾嘉“语文之了解”来创造性地建构理学学术体系，发展儒学，指引道德出路。这为我们认识儒学、发展儒学提供了借鉴，引导我们与时俱进，直面当今的社会问题，促进儒学的全面繁荣，推动当前的德治、法治与制度建设，助推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朱熹“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诠释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将绵延不绝、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