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释“克己”与“复礼”关系似“一件事”又似“两件事”。当立足于理欲观时，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一件事，认为“天理”“人欲”“我进则彼退”，“克己”就是“复理”，“复礼”即是“复理”，“克己”就是“复礼”；当侧重于应对佛道的挑战时，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两件事，突出“复礼”的重要性，不能以“克己”了、私欲退却了，便自然“复礼”了，天理战胜了。
  由朱熹对“克己”“复礼”关系的诠释，不难发现，朱熹的经典诠释受理欲观这一理学建构框架和理论以及应对佛道挑战这一理学体系建构使命的影响。
  当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两件事时，突出朱熹之“礼”为“实理”，从而区别于佛家的空性。从这一角度，朱熹之“复礼”不论在似一件事的“克己”“复礼”关系中，还是在似两件事的“克己”“复礼”关系中，又有其共通性、一致性，即朱熹“复礼”既是复“理”，又是复实实在在的“礼”。正是这一共通的“实理”，将朱熹这看似矛盾的两种“克己”“复礼”关系得到了统一。
  朱熹释“克己复礼”与“为仁”为先后关系，突出“克己复礼”这
  一工夫，有着明显的工夫论倾向，从而透显出朱熹理学体系兼备本体、工夫的圆融和全面性特征，预示着朱熹理学体系建构的逐步完善和成熟。
  朱熹从多重维度来诠释仁礼关系，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貌似矛盾，他通过“理一分殊”这一理学体系建构理论来建立这种关联并化解“仁礼相通”“仁包含礼”二者之间的矛盾，认为仁是“理一”，仁义礼智是“分殊之理”，作为“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为大、为先、为“骨子”，因而包了四德，“仁包含礼”。
  在中国思想中，朱熹学术的体系性颇为突出，影响深远。对此，日本学者藤井伦明指出：“在被认为在逻辑性、体系性方面不如西方哲学的中国思想之中，朱熹的思想以及以之为核心而形成的朱子学，则被认为是比较具有逻辑性、体系性的学术思想。……朱子学所以不仅能在中国作为官学而普及开来，还在以日本或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也被广泛接受，进而发挥巨大影响力之理由所在，其实也就在于朱熹思想与其他中国思想相较之下，具有相当程度的整合性、体系性与合理性此点。”①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建构理学体系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与经典诠释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朱熹的经典诠释是理学化的诠释，其经典诠释以理学为其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朱熹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在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的过程中完成的。贯穿其中的理学体系，大大增强了朱子经典诠释及其学术的内在逻辑性；经典诠释反过来又丰富了其理学体系的内容，促进了理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增强了朱子理学的践履性、实在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典诠释的务实，理学体系的严谨，两者交相辉映，成就了朱子学术思想的高远和切实、全面和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