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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朱熹释仁为性。
  早在北宋，二程即从区分性、情出发，强调仁是性。所谓：“爱，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爱，以博爱为尽仁，则不可。”④二程从性、情对举的角度，突出仁是性，反对以博爱“尽仁”。对此，朱熹评价说：“大抵二先生之前，学者全部知有仁字，凡圣贤说仁处不过只作爱字看了。自二先生以来，学者始知理会仁字，不敢只作爱字看了。”⑤诚然，在这篇《答张敬夫（六）》书中，朱熹旨在批判自二程以来，学者只知道理会“仁”字，从性论仁，离爱说仁，离情说仁，悬空揣摩、无真实见处，但从朱熹肯定二程释仁的开创性来看，以性释仁，才是真正理会“仁”字。以性释仁，把仁从形而下的情、用的层面，提升到了形而上的性、体的层面。
  朱熹在乾道五年（1169）己丑之悟后，其心性论的基本思想逐步形成。在张栻乾道七年（1171）编成《洙泗言仁录》后的三年，朱熹与张栻从区分性情两个层次的角度讨论仁。乾道八年（1172），朱熹先后撰写《克斋记》《仁说》，强调仁义礼智是性，爱恭宜别是情，特别指出仁是性、爱是情，性发为情，情根于性。⑥乾道九年（1173），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强调，《仁说》“其实只是祖述伊川仁性爱情之说，但剔得名义稍分，界分脉络有条理，免得学者枉费心神，胡乱揣摸，唤东作西尔”①。在这里，朱熹明确表示，《仁说》中关于仁是性的思想来源于程颐，他自己所做的工作是通过界分把这一思想的表述进一步条理化。他特别强调程氏之功：“若要见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②
  在朱熹积极界分“仁，性；爱，情”脉络的努力下，仁是性的特征一览无余。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给张栻第一书中指出：“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③；同年第二书中又说：“仁乃性之德而爱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爱”④；同年撰写的《克斋记》中强调：“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⑤；等等。朱熹在突出确立情的心性哲学地位，开展性、情之辨的过程中，无疑突出了其训仁为性的诠释。
  在强调仁是性的同时，朱熹并释仁义礼智为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强调，“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⑥。《论语或问》亦指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⑦。《朱子语类》载朱熹言：“有仁义礼智，则是性”⑧；“仁义礼智，乃未发之性”⑨；“仁义礼智是性也”⑩。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是将仁义礼智与性几乎等同视之的，区别只在于仁义礼智是未发之性。
  其二，朱熹释仁为性为理。
  程颐指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①“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②二程“性即理”理论把人性论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性即理、以理为本的思想，密切了性与理的关联，提供了性理实践的可能和路径。正如向世陵所述：“一方面，它使孟子而来的仁义本性与天理相衔接，为儒家的道德实践提供形上的根基和客观参照；另一方面，它又使天理本体落实到具体人身，为人心挺立和实现天理提供现实的可能。”③朱熹诠释仁，会通天人两界，兼摄并包理气，无疑体现了其对二程“性即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陈来指出，从己丑之悟到仁说之辩，朱熹的心性论的基本思想已逐步形成，这些思想包括“性即理”等。④事实上，朱熹在与张栻等人开展仁说之辩的过程中，在界分性情，突出仁之为性的同时，亦常强调仁既是性，亦是理。⑤
  乾道八年（1172），朱熹《答胡广仲》言：“须知仁、义、礼、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无所为而然者。”⑥释仁为性为理。乾道九年（1173），其《与张敬夫》第四书言：“仁只是爱之理，人皆有之，……若爱之理，则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为天地万物同体而后有也。”⑦从自然本有之理的角度释仁。乾道八年（1172），其《答吴晦叔》言：“盖仁者，性之德而爱之理也。”⑧从性和理的角度释仁。
  到了晚年，朱熹还强调仁为性为理。绍熙五年（1194），朱熹65岁时所作《玉山讲义》言：“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①并释“仁义礼智信”为性为理。庆元元年（1195），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言：“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②仁义礼智是含具万理之性，仁是理是性。
  《朱子语类》载朱熹言：“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③仁是性，性是理，仁是性是理。朱熹还反复强调，仁是理：“（仁）只是一个浑然天理”④；“仁是本心所固有之理”⑤；“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之理”⑥；“仁是本有之理”⑦；“仁只是爱之理”⑧；“仁者通体是理，无一点私心”⑨；“仁者心便是理”⑩；“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渐渐见得，道理自然纯熟，仁亦可见”?。在朱熹看来，只做合理的，克胜私的，见得理，就见得仁了。
  在《论语集注》中，朱熹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不以爱释仁而以“爱之理”释“仁”，即以性、理释仁，避免以情释仁。突出仁是性，性是心的内在性质（德），是情的所以根源（理）。?
  诚然，从逻辑上讲，理在性先，即从生成序列来说，性来源于理；但从本体论上讲，性就是理。
  朱熹释仁为性为理，理是宇宙之本原，这也就意味着仁相应地具有了宇宙本体、万物本原的意涵。因此，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必然具有了天然合理性，朱熹为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仁在先秦是伦理范畴，适用范围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的话，仁在朱熹思想中既是伦理范畴，又因作为天理的主要内容而拥有了本体意义。朱熹伸张了仁的神圣性、永恒性和普适性，使仁从伦理领域扩展到本体领域，成为一个本体哲学的范畴。这在改变仁之身份的同时，极大地扩展了其统辖范围。”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