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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载：
  敬之问“仁，人心也”。曰：“仁是无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会不得，便说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来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来指示仁也。”
  问：“杨氏谓：‘孟子言：“仁，人心也。”最为亲切。’窃谓以心之德为仁，则可；指人心即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缘人不识仁义，故语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训仁；义，只是人之所行者是也。”①
  朱熹认为，“仁，人心也”不是用仁来形容人心，不是用人心来定义仁，是用人心来指示仁，即用切近的东西来指示“无形迹”的仁，意在“指而示之近”，以帮助不识仁义之人理解、践行、抵达“仁”。与此类似，朱熹还曾指出，周敦颐“爱曰仁”，“是就爱处指出仁”。②对此，杨儒宾指出：“孔子处处指点‘仁’，但却不曾对‘仁’下过定义”；“孔子虽曾广泛地指引仁，但对‘何谓仁’，却未曾以定义的方式确定之”。③牟宗三也曾强调：“仁道之大可知，而亦甚亲切。故孔子说仁大抵皆指点语也”；“仁是要超脱字义训诂之方式来了悟”。④
  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均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其指示含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克己复礼”是先前的工夫，“仁”是后至的效果，“为”指示的是这一工夫与效果的关系。
  《朱子语类》载：
  “仁”字最难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里，夫子却不曾说，只是教人非礼勿视听言动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便是说得仁前面话；“仁者其言也讱”，“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之类，便是说得仁后面话。只是这中间便着理会仁之体。⑤
  “教人非礼勿视听言动”即夫子以“克己复礼”答“颜渊问仁”的具体内容。在朱熹看来，“克己复礼”是工夫，是“仁前面话”，努力做好这前面的工夫，才能至仁，才能实现仁，正所谓：“欲真个见得仁底模样，须是从‘克己复礼’做工夫去。”①前面做了“克己复礼”工夫，后面“仁底模样”自然会呈现。“克己复礼”与“仁”，前者是工夫，后者是效果，二者之间不是等同关系，而是先后关系。
  朱熹在《朱文公文集》中进一步指出：
  仁是用功亲切之效，心是本来完全之物。人虽本有是心，而功（工）夫不到，则无以见其本体之妙。故熹向者妄谓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则无以着此心之妙，以此故尔。②
  人之本心无有不仁，但既汩于物欲而失之，便须用功亲切，方可复得其本心之仁。故前书有“仁是用功亲切之效”之说。以今观之，只说得下一截；“心是本来完全之物”，又却只说得上一截。然则两语非有病，但不圆耳。若云心是通贯始终之物，仁是心体本来之妙；汩于物欲，则虽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亲切者为能复之，如此则庶几近之矣。③
  这两段引文虽先后而作，但皆作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43岁时，同年，朱熹作《仁说》，此时，经过与湖湘学者的论辩，朱子的仁学思想渐趋成熟。在上述两段引文中，朱熹明确指出，心是“本来完全之物”，仁是“用功亲切”之效果，如果“工夫不到”，心“汩于物欲”，我们难见“本体之妙”，这就是“人有是心”“或不仁”的原因所在，只有先能克己复礼，用功亲切，然后才能让“本心之仁”复现。
  其次，“克己复礼”是求“仁”之术，“为”指示的是这一手段与目标的关系。
  朱熹在《克斋记》中将“克己复礼”工夫喻为求“仁”之“术”：
  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④朱熹认为，求“仁”的方法和路径很多，概括来说，最紧要的是“克己复礼”。言外之意，只要能做“克己复礼”工夫，就能求得“仁”。《朱子语类》载：
  须是就自己实做工夫处，分明见得这个道理，意味自别。如“克己复礼”则如何为仁？“居处恭，执事敬”，与“出门如见大宾”之类，亦然。“克己复礼”本非仁，却须从“克己复礼”中寻究仁在何处，亲切贴身体验出来，不须向外处求。①
  在这里，朱熹自己也明确反问，“克己复礼”怎么会是仁呢？“克己复礼”只是“寻究”仁的处所和方法，“亲切贴身体验”地做这一工夫，在这一处所，照此方法，就能寻得仁，就能达到仁这一目标和境界。
  再次，“克己复礼”是行“仁”的沟渠，渠通才能水流，“为”指示的是这一水到渠成的关系。
  《朱子语类》载：
  正如疏导沟渠，初为物所壅蔽，才疏导得通，则水自流行。“克己复礼”，便是疏导意思；流行处，便是仁。②
  “克己复礼”如通沟渠壅塞；仁乃水流也。③
  须先克己私，以复于礼，则为仁。且仁譬之水，公则譬之沟渠，要流通此水，须开浚沟渠，然后水方流行也。④
  在朱熹看来，沟渠“壅蔽”“壅塞”，只要“开浚”“疏导得通”，水就可以流行，人也是如此，只要克己私，复于礼，自然能“至仁”，仁就会像水一样流行。
  对于孔夫子为什么只指示仁却不曾定义仁，朱熹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孔门之教说许多仁，却未曾正定说出。盖此理直是难言，若立下一个定说，便该括不尽。且只于自家身分上体究，久之自然通达。”⑤朱熹认为，任何仁的定说都难以概括完整；每一个体都有差异，实现仁的路径、方法不同。“孔门学者问仁不一，圣人答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概不过要人保养得这物事。所以学者得一句去，便能就这一句上用工。”①在这里，朱熹明确指出，虽然各人问仁不同、行仁不同，但孔夫子都据其所问和特点给予了适合弟子实际的行仁之法，弟子们“得一句去”，如果能就这一句上用功，自然能抵达仁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