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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朱熹认为，“复礼”即“复节文”。
  “节文”一词见于《孟子》《礼记》①《管子》。孟子曰：“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②《礼记·坊记》载：“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民坊者也。”③《管子·心术》载：“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④而《论语》本身则视“礼”为“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⑤朱熹在汲取和总结这些文献的基础上，释“礼”为“节文”。
  《论语集注》载：“礼，节文也”⑥；“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⑦；“无礼则无节文”⑧。在这里，朱熹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明确指出“礼”即“节文”，没有礼就没有节文。《论语集注》中，朱熹释“与人恭而有礼”为“接人以恭而有节文”⑨，释“礼以行之”为“行之必有节文”⑩，也明确用“节文”对释“礼”。
  《朱子语类》载：“须是真个识得礼之自然处，则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节文”?；“礼则节文法度”?；“礼有节文可守”⑩；“释氏之学，只是克己，更无复礼工夫，所以不中节文，便至以君臣为父子，父子为君臣，一齐乱了”?；“礼有节文度数”?。在这几处，朱熹皆释“礼”为“节文”。
  朱熹对“节文”又是如何诠释的？在《孟子》中，“节文”是“节度与文饰”的意思，亦即“礼”是仁义的规范，事亲从兄皆有节度，皆须合于“礼”，而“礼”也使“事亲从兄”更显文明有度。赵歧注“节文，事亲从兄使不失其节，而文其礼敬之容”，即是此意。对于《孟子》中的“节文”，朱熹诠释为“节文，谓品节文章”①。正因如此，朱熹以“品节文章”代替“节文”直接用来诠释“礼”：“礼，谓制度品节也。”②“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③在《朱子语类》中，朱熹还将“节文”解释为“等差”“文采”。“节谓等差，文谓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乡党》一篇，乃圣人动容周旋皆中礼处。与上大夫言，自然訚訚；与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与上大夫言却侃侃，与下大夫言却訚訚，便不是。圣人在这地位，知这则样，莫不中节。”④在朱熹看来，“节”是上大夫、下大夫之地位“等差”，“文”是訚訚、侃侃之“则样”“文采”，而且两者是相互关联、相伴而行的。
  其次，朱熹认为，“复礼”即“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
  在上述引文中，朱熹用“则样”来解读“节文”。事实上，在考虑到形而下的“礼”时，朱熹多释“礼”为“序”“规矩”“准则”“则”等，释“复礼”为“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
  在《论语集注》中，朱熹直接引用程子言“礼只是一个序”⑤以诠释“礼”；还指出，“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⑥。这里的“礼”便是耳目、手足动作选择的依据、规矩、秩序了。
  《朱子语类》载：
  “克己复礼”。所以言礼者，谓有规矩则防范自严，更不透漏。⑦
  见得礼，便事事有个自然底规矩准则。⑧
  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复于礼，故圣人对说在这里。却不只道“克己为仁”，须着个“复礼”，庶几不失其则。①
  “己”字与“礼”字正相对说。礼，便有规矩准绳。②
  克己便能复礼，步步皆合规矩准绳。③
  故克己者必须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乃所以为仁也。④
  从以上引文可见，朱熹释“复礼”之“礼”为“规矩”“自然底规矩准则”“则”“规矩准绳”等，释“复礼”为“不失其则”“有规矩准绳”“合规矩准绳”“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
  再次，朱熹认为，复节文与复规矩准绳是相通的。
  朱熹常用“礼之节文”和“规矩准绳”一同来诠释“克己复礼”之“礼”，视两者为相互贯通的。《朱子语类》载：
  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礼之节文有所欠阙，便是粗者未尽。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细密工夫，一一入他规矩准绳之中，便未是复礼。⑤
  在这里，朱熹用两句话诠释“克己复礼”。前句指出，即便“克己”是精底工夫，但若缺少复礼的工夫，也就是说，“礼之节文有所欠阙”，那便是粗者未尽；后句从否定的角度释“复礼”为“入他规矩准绳之中”，“复礼”是细密工夫。朱熹先后用“礼之节文”和“规矩准绳”同释“复礼”之“礼”时，已经视二者为一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的引文论述中也能看出，朱熹还常同用“节文”和“准则”“规矩”等同释复礼之“礼”，视二者为等同、相通。实质上，朱熹释“复礼”为“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亦包含“复规矩准则”“复节文”等意涵。
  此外，朱熹重视“复礼”之“复节文”意涵。
  从下面这一师生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是高度重视“节文”的。
  学生说：“起居动作之间，莫不浑全是礼，则是仁。若皆不合节文，便都是私意，不可谓仁。”朱熹说：“不必皆不合节文。但才有一处不合节文，便是欠阙。若克去己私，而安顿不着，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礼，君臣自是君臣之礼。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礼。”①学生持彻底的两分法，认为起居动作都符合礼仪，就是仁，如果都不符合礼之节文，就是私意，就不能称之为仁；朱熹则纠正指出，不一定都不符合节文，只要有一处不符合节文，就算是欠缺，就不是仁了。言外之意就是说，克己必须复礼，复礼必须处处符合礼之节文，如此才算是仁，否则，克己再彻底也无处安顿，难入仁境。
  《朱子语类》还进一步指出：“圣贤于节文处描画出这样子，令人依本子去学。譬如小儿学书，其始如何便写得好。须是一笔一画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②在朱熹看来，礼之节文是圣贤描画出来供后人学习的“本子”，后人照着样儿去学去做，自然能复礼为仁，就好比小孩一笔一画描摹学习写字，时间长了自然能成。
  朱熹还从反面批判了人们对礼之节文的错误认识。“五声十二律，不可谓乐之末。犹揖逊周旋，不可谓礼之末。若不揖逊周旋，又如何见得礼在那里。”③朱熹认为，具体的礼之节文如“揖逊周旋”，不是礼的细枝末节，就好比“五声十二律”不是“乐之末”，没有声律，哪有音乐？没有节文，哪有礼？以节文为“礼之末”的观点是错误的。
  朱熹对“节文”的重视，亦体现在他对《仪礼》一书的态度。“《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着处。”④朱熹认为，《礼记》是说理之书，只重视“理”；《仪礼》重视节文，
  载有洒扫应对进退饮食居处的具体仪节，涉及具体的事，读《礼记》要兼读《仪礼》，否则，许多理就空了，没有“安着处”。为此，朱熹曾斥责王安石废《仪礼》，其《乞修三礼札子》载：
  《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①
  在这里，朱熹明确指出，就“仪法度数”而言，《仪礼》是礼之“本经”，是士子科考的重要内容，借此得以传习，而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独存《礼记》，致使士子只诵虚文，而不知仪法度数，从而导致礼之巨大遗失。对此，朱熹给予了严厉批判。
  朱熹为什么高度重视“复礼”之“复节文”意涵呢？
  朱熹自小在父亲引导下学习礼仪规范，少年时随师学习司马光《杂仪》，青年考订写成生平第一本著作《诸家祭礼考编》，中年为学为官均十分重视发挥礼的教化功能，晚年修撰《仪礼经传通解》未竟而终。可以说，朱子一生都注重推行礼仪，以礼之践履来移风易俗、挽救衰败的世风。这是朱熹重视以“节文”释“礼”的个人原因，就外在社会现实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古礼散失，亟待重建。在孔子的时代，礼乐尚在，礼乐的危机主要是形式化的危机。经过唐中叶以来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以山东士族、关陇豪族为代表的封建农奴制趋向衰落，随之而来，山东士族的看家学问——礼学也随之衰亡，发展到朱熹所处的时代，古礼逐渐丧失②，朱熹高度重视并要求重建礼乐的形式——揖逊周旋。③《朱子语类》载：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缛，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习熟，不待家至户晓，皆如饥食而渴饮，略不见其为难。本朝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所谓“三千三百”者，较然可知，故于此论说其义，皆有据依。若是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二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是说得甚么义？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着实，方可推明其义。若错综得实，其义亦不待说而自明矣。①
  在朱熹看来，古人之所以先讲明礼之义，原因是那时“其仪皆在，其具并存”，礼仪家喻户晓，如“饥食渴饮”，而到南宋时代，陆佃之徒仍先“求其义”，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为此时“古礼散失”，其仪不在，节文度数难以着实，无所据依，只会悬空说义，因而须重视践履之礼，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着实。
  其二，古礼繁缛难行，亟待裁损。到朱熹时代，大部分古礼已经散失，即使有所留存，亦繁缛难行。《朱子语类》载：
  胡兄问礼。曰：“‘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孔子从先进，恐已有此意。”或曰：“礼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难行耳。”曰：“然。”②
  在这里，朱熹明确指出，礼须因时而作，今人不能复取古人“繁缛之礼”；对于古礼因为“太繁”“难行”而散亡的事实，朱熹明确表示认同。钱穆指出，“古礼既不可行，道释却自有一套通俗可行之礼，此乃朱子当时所以特重讲礼之一番沉重心情也”③。儒家古礼或散失或繁缛难行，而道释却有通俗可行之礼，这道出了朱熹高度重视“礼”之“节文”意涵、主张对“礼”进行适时裁损的重要原因。
  其三，现实弊病，亟待救治。“近世学者”存在“欠却持敬工夫”之弊病，以理释礼、以理易礼，失之过高，无可持循之实。《论语或问》载：
  盖此章所谓礼，止指礼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为理在其中则可，今乃厌其所谓礼文之为浅近，而慕夫高远之理，遂至于以理易礼，而不复征于践履之实，则亦使人何所据而能立耶？①
  在这里，朱熹直接释“礼”为“礼文”，重视“礼”的践履之实，认为如果顺着“礼文”推本，理在其中，言外之意，不能离开践履之“礼”，凭空推本形上“天理”。让朱熹忧心的现实却是，以礼文为浅近，追求高远之天理，“以理易礼”，不再追求“践履之实”，这如何能有立足的根据呢？释“礼”为形上“天理”，只会令学者更加“欠却持敬工夫”；重视形下“节文”，自是救治社会弊病之所需，不得不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