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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尤其注重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克己”诠释思想，包括劝导学者以此治心修身、进谏君王以此正心窒欲等，为自己的学术、政治立场张本。
  其一，劝导学者“克己”以治心修身。
  朱熹注重发挥经典诠释在践履中的作用，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克己”，依此进行内圣修养。《朱子语类》对此有详细讨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学者必须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则无不明矣”；“学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为事”。①朱熹从“克己”诠释义“胜私欲”的角度指出，学者应省察“天理”“人欲”此消彼长的关系，学者之学始于“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学者应以“克人欲”为事，“克人欲”就能“致其知”，就能“无不明”。朱熹56岁时写《答诸葛诚之书》，专门指出弟子们竞相辩论的错误所在，“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理会着实功夫”，引领学者形成“克己”即“胜私欲”风气，并称赞陆九渊“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学者于天理，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恐决不至如贤者之所疑也”②。
  李清馥《文公朱晦庵先生学派》记载：“先生还自浙东，见其士习驰骛于外，每语学者且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学之误。以为舍六经、《语》、《孟》而尊史迁，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极力为吕祖俭、潘景愈、孙应时辈言之。”①朱熹关注士风，对于当时士人过多地谈世变、喜事功等驰骛于外之士习表示担忧，劝告学者致“克己求仁之功”，不可舍弃穷理尽性、治心修身之功，引导学者端正心术，加强内圣领域之修养。
  其二，进谏君王“克己”以正心窒欲。
  帝王是“法之原”“民之原”②。“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③帝王地位特殊，影响大，在治国管理结构体系中，帝王是主宰，是政策的决定者，是决定国家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帝王的修养有示范作用，其行为有直接执行性。“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④在朱熹等宋儒看来，《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治理程序的完成，须由统治者率先做起。因而，“克己复礼”，“不止为学者事，自古帝王皆从这里做工夫”⑤。帝王“为仁之难，反甚于学者，以物欲之为害者众也”⑥，于是朱熹将自己的“克己”诠释思想频频应用于奏折中，以此进谏帝王加强“胜私欲”之修养。
  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二十六日，⑦52岁的朱熹在《延和奏札二》中进谏指出：
  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盖天理者，此心
  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
  私而且邪。①
  帝王“心”与“天理”“人欲”紧密联系。天理是心之本然，人欲是心之疾疢；循天理，心公且正，循人欲，心私且邪。朱熹劝帝王“正心”，即劝其“去私欲”，加强“克己”之修养。
  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七日，②59岁的朱熹向皇帝上书《戊申封事》，诚恳谏言指出，天下事变化无穷，但都本于人主之心，人主之心正，天下事无一不正，人主之心不正，天下事无一能正，人主之心是“天下之大本者”，人主之赏劝、刑威势不可挡，人主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也会“风动神速”影响天下，人主虽“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但“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正因为如此，“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人主应“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就会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身无不正，“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从而实现“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③这封谏言，所论甚为宏大，但落脚点却只在“克己”正身，只在以孔子“克己复礼”奉劝决定天下万事的人主。
  同年（1188）六月七日，④朱熹以《延和奏札五》向孝宗直谏：
  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①
  朱熹直接请求孝宗“敬克人欲”，“敬扩天理”，使“无一毫之私欲”，并强调若这样，“陛下”想做的任何“天下之事”都可如庖丁解牛般迎刃而解，万事如愿。可见，在朱熹看来，人君若能“胜私欲”，存天理，则实现“天下归仁”的“仁道”易如反掌。
  此外，绍熙五年（1194）,65岁的朱熹在《经筵讲义》和《行宫便殿奏札二》中也就天理人欲专门向君王进谏。
  朱熹以“胜私欲”进谏帝王正心、窒欲，是其注重儒家道德思想内向的一面、强调根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以及内省的训练的一种必然体现。在他看来，帝王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窒欲，将“克己”训为“胜私欲”较之训为“修身”更为具体，更能体现这种“内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