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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克”为“胜”，在朱子之前的经典诠释中已有诸多案例，训“克己”为“胜私欲”，前人亦有类似表述，但朱熹把“胜私欲”解加以系统化和普遍化。由扬雄“己之私”、王肃“己私情”到刘炫“嗜欲”、程颐“己私”“私意”，朱熹将外“私”内“欲”合一为“私欲”。在这一由外而内的治学过程中，朱熹按照自己的学术标准，对前人成果下了一番博采集评、批驳辨误和选择吸收的取舍工夫。
  《论孟精义》成于乾道八年（1172），在其中的《论语精义》卷六之“克己复礼”章，朱熹广泛采集了程颢、程颐、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人的诠释，③其中对程颢、程颐的“克己”诠释语句采录尤多。举隅如下：
  采录程颢的“克己”语句有：“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知道与己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于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理甚分明”；“克便是克之道”；“道则不消克，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须克得己，然后复礼”；“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多惊多怒多忧，只去一事所偏处自克，克得一件，其余自止”；“克己最难，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等等。①所引语句涉及“道”与“己”不相离之关系、克己才能复礼以及克己则私心去之重要性、从一事所偏处自克的方法、克己最难之特点等。
  采录程颐的“克己”语句有：“克，胜也。难胜者莫如己，胜己之私，则能有诸己，是反身而诚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诸己也”；“人能克己，则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怍，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敬即便是礼，无己可克”；“难胜莫如己私，学者能克之，非大勇乎”；等等。②所引语句涉及克与己、克己的诠释和理解，克己的作用，敬与克的关系，己私难胜、克己难、学者无大勇不能克己等内容。
  采用范祖禹的“克己”语句有：“克己，自胜其私也，胜己之私，则至于理”；“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克己也”；等等。③涉及“克己”的直接诠释，训“克己”为“自胜其私”，明确“克己”可达到“至于理”的目的，从“知不善”“知行”结合的角度界定克己的特点等。
  采用吕大临的“克己”语句有：“胜一己之私，以反乎天秩天叙，则物我兼体，虽天下之大，皆归于吾仁术之中”；“有己则丧其为仁，天下非，吾体；忘己则反得吾仁，天下为一人”；“方其未克，窘我室庐”；“亦既克之，皇皇四达”；等等。④涉及“克己”的作用和目的，从“忘己”得仁、“有己”丧仁，克己与否有“窘我室庐”与“皇皇四达”之别等角度交代《克己复礼赞》对“克己”的肯定。
  采用谢良佐的“克己”语句有：“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矣。”⑤
  采用杨时的“克己”语句有：“克己所以胜私欲而收放心也。”⑥直接采用游酢的“克己”诠释语句虽几乎没有，但其“徇己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胜人心之私”等语亦为“克己”之释。①
  采用尹焞的“克己”语句有：“礼不可以徒复，唯能克己，所以复也”；“难胜莫如己私，由乎中而应乎外，制其外，所以养其中，视听言动必以礼，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谓复天理”；“又问克己之目，语以视听言动者，夫然，则为仁在内，何事于外乎”；等等。②涉及克己之“复礼”作用、己私难胜、克己难等，强调克己之为仁在内不在外。
  朱熹辞官后一年，即淳熙四年（1177），又写成《论孟集注》《论语或问》。在《论语或问》“克己复礼”章中，朱熹对《论语精义》中程颢、程颐、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八位宋儒的“克己复礼”和“克己”诠释逐一进行了评价。③
  各家之中，朱熹对二程评价最高，“程子（程颢、程颐）至矣”。朱熹还对二程的“克己”诠释进行了具体的品评。他认为，程颢之“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不免难明而似可疑者”。对此，朱熹加以具体解释说，“以是说通之，亦可以无疑矣”，程颢之“克己自能复礼，不必学文”，“敬则便是礼，无己可克”为“谬误而真可疑者”，“岂其记录之误耶”，赞赏程颢所论克己为道之说、偏处自克己之说和程颐心广体胖之说（人能克己，则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怍，其乐可知）为“发明深切，无可疑者”。
  对于谢良佐“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矣”，朱熹认为，“则是其所以用力于此者，不以为修身践履之当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谢良佐“克己”诠释不重践履，有违于“克己之效”，存在无可持循之实的弊端。对于杨时“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防御）之”，朱熹认为，“违圣人之意远”。
  朱熹认为：范祖禹之诠释“疏甚”；吕大临之诠释“过高而失圣人之旨”，“想象恍惚之中，非有修为效验之实”；杨时的诠释“违圣人之意远”；尹焞的解释“失程子之意”；游酢的诠释，“其失近于吕氏，而无天序天秩之本”，“人与物等，害于分殊之义”，“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生于庄周、列御寇荒唐之论”，“于夫子所以告子贡者，似有所未察”。①
  《论语或问》对二程评价最高，其他著作在引用程子诠释时仍几经修改。或如钱穆所说：“朱子凡遇自己意见与二程有出入，必委屈缓言之，绝不见有冲突凌驾之迹。此非故作掩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子学从二程入，亦从二程出，必求于二程所言可通，乃觉心安而理得，此种深挚笃厚之心情，乃学者之盛德，故非浅薄嚣张足己自满者所能骤窥此境也。”②不在面上进行一般性的评价，但在著述行文中反复推敲修改，既与二程不相冲突，也不凌驾其上，还有大的创新，这才是朱熹的真正高明之处。
  《朱子语类》亦记载朱熹有针对性地对尹焞、谢良佐、游酢等人的“克己”诠释进行品评。朱熹指出，尹焞“克己”诠释失程子之意，谢良佐“克己”诠释是谢氏本人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颜渊者。③朱熹广采、集评众家诠释，并想方设法出入二程，旨在择善而从、不善而改，追求诠释的精益求精，这既是他集大成的表现，更是他集大成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