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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熹在“克己”诠释上的立场
  自汉代开始，以“克己”为核心的诠释甚多，歧解纷纭，争端蜂起。可概括为四类：
  一是训“克己”为“胜己之私”。西汉扬雄开此训之先河，“胜己之私之谓克”①，首将“私”字纳入克的对象。魏王肃训“克己”为“胜己私情”：“克，胜，言能胜己私情复之于礼则为仁也。”②隋朝刘炫指出，“克训胜也，己谓身也。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交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③。“克己”即“胜嗜欲”。宋代邢昺继承刘炫诠释，在《论语注疏》中引用并注疏为：“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谓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④程颐在承续前人诠释的基础上以“克尽己私”训“克己”并有所发挥。⑤相关表述还有张载“克己要当以⑪理义战退私己”①、范祖禹“克己，自胜其私也”②、陈祥道“胜己之私谓之克”③、胡安国“克己者，自胜其私意也”④、张栻“克尽己私”⑤，等等。
  二是训“克己”为“约身”“治己”“修己”。汉代马融将“克己”训为“约身”，《论语集解义疏》和《论语注疏》均引马融此解。⑥南朝梁皇侃强调：“克，犹约也。复，犹反也。言若能自约俭己身，还反于礼中，则为仁也”⑦，训“克己”为“约俭己身”。宋代叶适以“治己”训“克己”：“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⑧明清有较多学者直承马融“克己”古训。明末邹守益认为，“克己复礼，即修己以敬”⑨。王龙溪也认为，“‘克’是修治之义，‘克己’犹云‘修己’”，明确反对以“己”为欲。⑩清代刘宝楠、陈澧有类似表述：“凡言‘克己’，皆如约身之训”?；“马氏之意，盖以克己复礼即约我以礼，故解克己为约身也”?。阮元在《揅经室集》中汇集收录了三位承续马融训解的经学家言论，即毛奇龄、凌廷堪、臧用中。?今人钱穆?、杨伯峻?、李泽厚?亦如此解“克己”。
  三是训“克己”为“能己”。汉代孔安国训“克己复礼”为“身能反礼”：“复，返也。身能反礼，则为仁矣。”①宋代杨简训“克”为“能”，“克己”即“能己”，强调“己”的主观能动性。②明代胡直指出：“克，能也。孔子正言能于己而复礼则为仁矣，能己即与由己应，盖为仁功在复礼，而复礼在由己。”③他认为“胜私”解不符合语境，“克己”“由己”一语而顿分二义，不恰当，训为“能己”，则上下文文义一贯。明代罗汝芳也认为，“克己”“由己”之“己”相同，“克”即能，“克己复礼”即自己能复于礼。④清人俞樾坚持孔安国注，并强调断句：“按孔注训克为能，是也。此当以‘己复礼’三字连文，‘己复礼’者，身复礼也，谓身归复于礼也，能身复礼即为仁矣，故曰‘克己复礼为仁’。”⑤
  四是训“克己”为“责己”。东晋范宁指出，“克，责也。复礼，谓责克己失礼也。非仁者则不能责己复礼。故能自责己复礼则为仁矣”⑥。以“责”训“克”，“克己”就是“责己”。清儒藏用中也用“责己”训“克己”：“范武子训‘克’为‘责’，责己失礼而复之，与下文‘四勿’义亦通。”⑦并指出马融、范宁等说，义本互通。清黄式三也认为，“克己，犹言深自克责也”⑧。
  “克己”上述四类诠释，在朱熹之前大都已提出，且承接有序，流播不断，各自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脉络。朱熹没有选择马融“约身”、孔安国“身能（反礼）”、范宁“责己”，而是承袭扬雄“胜己之私”。由扬雄“胜己之私”、王肃“胜己私情”到刘炫“胜身（嗜欲）”、程颐“克尽己私”，朱子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在扬雄“克己”诠释的基础上增加了涵括外在形躯意义的“身”和表达内在意念的“欲”，并以“身”限定“私欲”，在兼顾内外两层修养工夫的基础上，巩固和突出了“克己”诠释之内在意涵。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指出：“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克去己私以复乎礼，则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①“克己”就是战胜己身之私欲。私欲既去、私欲不留，人才能复归于礼，回归到天理的本然状态。在《朱子语类》《论语或问》等著作中，朱熹亦有类似表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复”②；“此圣门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颜子之问，夫子特以克己复礼告之，盖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复于规矩之本然，则夫本心之全德，将不离乎此而无不尽也”③。“克去己私”“克去有己之私欲”等，均是朱熹承接扬雄“胜己之私”、以“胜身之私欲”训“克己”的不同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亦用同一诠释脉络下的扬雄、刘炫、邢昺等前人使用过的类似语词，以“己私”“私意”等来释“己”。比如，朱熹71岁时，在《答周深父》中指出：“细考本文，恐不若只作胜己之私之安稳也。”④“胜己之私之谓克”是早时扬雄对“克己”的诠释。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朱熹对“克己”的诠释与扬雄、刘炫等人的诠释是一样的？假若朱熹满足于与他们一样，那么，朱熹为何在扬雄“胜己之私”的基础上特加一“欲”字⑤，还别出心裁、刻意释“己”为“身之私欲”？朱熹曾明确指出，“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⑥；“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仔）细看”①。显然，以“胜身之私欲”释“克己”绝不是他一时兴起偶尔为之，而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所得，这种诠释也大不同于同一脉络下的其他诠释。“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②朱熹认为，圣人之言是天理的表达，他数十年致力于通过经典诠释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克己”是《论语》中孔子答颜渊之言，朱熹“克己”诠释的不同之处就体现在其中蕴涵和依托的天理体系。唯有从理学体系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洞悉朱熹“克己”诠释的奥妙所在。
  二、朱熹对前贤“克己”诠释的博采集评
  释“克”为“胜”，在朱子之前的经典诠释中已有诸多案例，训“克己”为“胜私欲”，前人亦有类似表述，但朱熹把“胜私欲”解加以系统化和普遍化。由扬雄“己之私”、王肃“己私情”到刘炫“嗜欲”、程颐“己私”“私意”，朱熹将外“私”内“欲”合一为“私欲”。在这一由外而内的治学过程中，朱熹按照自己的学术标准，对前人成果下了一番博采集评、批驳辨误和选择吸收的取舍工夫。
  《论孟精义》成于乾道八年（1172），在其中的《论语精义》卷六之“克己复礼”章，朱熹广泛采集了程颢、程颐、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人的诠释，③其中对程颢、程颐的“克己”诠释语句采录尤多。举隅如下：
  采录程颢的“克己”语句有：“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知道与己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于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理甚分明”；“克便是克之道”；“道则不消克，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须克得己，然后复礼”；“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多惊多怒多忧，只去一事所偏处自克，克得一件，其余自止”；“克己最难，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等等。①所引语句涉及“道”与“己”不相离之关系、克己才能复礼以及克己则私心去之重要性、从一事所偏处自克的方法、克己最难之特点等。
  采录程颐的“克己”语句有：“克，胜也。难胜者莫如己，胜己之私，则能有诸己，是反身而诚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诸己也”；“人能克己，则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怍，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敬即便是礼，无己可克”；“难胜莫如己私，学者能克之，非大勇乎”；等等。②所引语句涉及克与己、克己的诠释和理解，克己的作用，敬与克的关系，己私难胜、克己难、学者无大勇不能克己等内容。
  采用范祖禹的“克己”语句有：“克己，自胜其私也，胜己之私，则至于理”；“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克己也”；等等。③涉及“克己”的直接诠释，训“克己”为“自胜其私”，明确“克己”可达到“至于理”的目的，从“知不善”“知行”结合的角度界定克己的特点等。
  采用吕大临的“克己”语句有：“胜一己之私，以反乎天秩天叙，则物我兼体，虽天下之大，皆归于吾仁术之中”；“有己则丧其为仁，天下非，吾体；忘己则反得吾仁，天下为一人”；“方其未克，窘我室庐”；“亦既克之，皇皇四达”；等等。④涉及“克己”的作用和目的，从“忘己”得仁、“有己”丧仁，克己与否有“窘我室庐”与“皇皇四达”之别等角度交代《克己复礼赞》对“克己”的肯定。
  采用谢良佐的“克己”语句有：“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矣。”⑤
  采用杨时的“克己”语句有：“克己所以胜私欲而收放心也。”⑥直接采用游酢的“克己”诠释语句虽几乎没有，但其“徇己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胜人心之私”等语亦为“克己”之释。①
  采用尹焞的“克己”语句有：“礼不可以徒复，唯能克己，所以复也”；“难胜莫如己私，由乎中而应乎外，制其外，所以养其中，视听言动必以礼，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谓复天理”；“又问克己之目，语以视听言动者，夫然，则为仁在内，何事于外乎”；等等。②涉及克己之“复礼”作用、己私难胜、克己难等，强调克己之为仁在内不在外。
  朱熹辞官后一年，即淳熙四年（1177），又写成《论孟集注》《论语或问》。在《论语或问》“克己复礼”章中，朱熹对《论语精义》中程颢、程颐、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八位宋儒的“克己复礼”和“克己”诠释逐一进行了评价。③
  各家之中，朱熹对二程评价最高，“程子（程颢、程颐）至矣”。朱熹还对二程的“克己”诠释进行了具体的品评。他认为，程颢之“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不免难明而似可疑者”。对此，朱熹加以具体解释说，“以是说通之，亦可以无疑矣”，程颢之“克己自能复礼，不必学文”，“敬则便是礼，无己可克”为“谬误而真可疑者”，“岂其记录之误耶”，赞赏程颢所论克己为道之说、偏处自克己之说和程颐心广体胖之说（人能克己，则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怍，其乐可知）为“发明深切，无可疑者”。
  对于谢良佐“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矣”，朱熹认为，“则是其所以用力于此者，不以为修身践履之当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谢良佐“克己”诠释不重践履，有违于“克己之效”，存在无可持循之实的弊端。对于杨时“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防御）之”，朱熹认为，“违圣人之意远”。
  朱熹认为：范祖禹之诠释“疏甚”；吕大临之诠释“过高而失圣人之旨”，“想象恍惚之中，非有修为效验之实”；杨时的诠释“违圣人之意远”；尹焞的解释“失程子之意”；游酢的诠释，“其失近于吕氏，而无天序天秩之本”，“人与物等，害于分殊之义”，“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生于庄周、列御寇荒唐之论”，“于夫子所以告子贡者，似有所未察”。①
  《论语或问》对二程评价最高，其他著作在引用程子诠释时仍几经修改。或如钱穆所说：“朱子凡遇自己意见与二程有出入，必委屈缓言之，绝不见有冲突凌驾之迹。此非故作掩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子学从二程入，亦从二程出，必求于二程所言可通，乃觉心安而理得，此种深挚笃厚之心情，乃学者之盛德，故非浅薄嚣张足己自满者所能骤窥此境也。”②不在面上进行一般性的评价，但在著述行文中反复推敲修改，既与二程不相冲突，也不凌驾其上，还有大的创新，这才是朱熹的真正高明之处。
  《朱子语类》亦记载朱熹有针对性地对尹焞、谢良佐、游酢等人的“克己”诠释进行品评。朱熹指出，尹焞“克己”诠释失程子之意，谢良佐“克己”诠释是谢氏本人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颜渊者。③朱熹广采、集评众家诠释，并想方设法出入二程，旨在择善而从、不善而改，追求诠释的精益求精，这既是他集大成的表现，更是他集大成的前提和基础。
  三、朱熹对前贤“克己”诠释的批驳辨误
  朱熹“克己”解亦是在批判他人“克己”误解中凸显出来的。朱熹对他人“克己”诠释诸多误解进行了批驳，这里以他批吕大临《克己铭》的“克己”解为例略加论述。
  宋人重内圣修养，纷纷以“克”名斋，应友人之邀，张栻作《克己斋铭》，朱熹作《克斋记》。吕大临作《克己铭》专论“克己”，意亦在此。在《朱子语类》中，朱熹集中在三个方面对吕大临《克己铭》的“克己”误解进行了批驳，借以凸显“克己”真诠，缕析“克己”之“胜私欲”义。
  一是批驳《克己铭》病在与物相对时克。朱熹认为，己私可克，己私是自家身上事，与物无关。“吕与叔《克己铭》却有病。他说须于与物相对时克。若此，则是并物亦克也。己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己私是自家身上事，与物未相干在。”“《克己铭》不合以己与物对说。”“吕与叔说克己，从那己、物对处克。此说虽好，然不是夫子与颜子说底意。夫子说底，是说未与物对时。若与物对时方克他，却是自家己倒了几多。所谓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与物对方是。”有弟子问：“吕《铭》‘痒痾疾痛，皆切吾身’句，是否？”朱熹答曰：“也说得。只是不合将己对物说，一篇意都要大同于物。克，只是克这个。孔子当初本意，只是说克自己私欲。”①
  二是批驳《克己铭》只是克物，而不是克去己私。“包详道言：‘克去胜心、忌心。’先生曰：‘克己有两义，物我亦是己，私欲亦是己，吕与叔作《克己铭》只说得一边。’”②“某解‘颜渊问仁章’毕，先生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复。譬如尘垢既去，则镜自明；瓦砾既扫，则室自清。如吕与叔《克己铭》则初未尝说克去己私。大意只说物我对立，须用克之。如此，则只是克物，非克己也。’”③“克己”有两义，《克己铭》只说得一边，强调的是“克物”，朱熹强调的是“克私”。
  三是批驳《克己铭》以“克己”之“己”对“人物”言。当有人问“公便是仁否”，朱熹答曰：“非公便是仁，尽得公道所以为仁耳。求仁处，圣人说了：‘克己复礼为仁。’须是克尽己私，以复乎礼，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克己’之‘己’，未是对人物言，只是对‘公’字说，犹曰私耳。吕与叔极口称扬，遂以‘己既不立，物我并观’，则虽天下之大，莫不皆在于吾仁之中，说得来恁大，故人皆喜其快。才不恁说，便不满意，殊不知未是如此。”杨道夫云：“如此，则与叔之意与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着外面在。”①恰如杨道夫所指，朱熹之“克己”解指向内在自修，吕大临之“克己”解导向外在，与“颜渊问仁”章下文无涉。“克己”之“己”对“公”，犹曰“私”，不是对“人物”言。
  四、朱熹对前贤“克己”诠释的选择吸收
  朱熹“克己”诠释的集大成地位更源自他对前人成果的批判性吸收，仅从他对待扬雄、程颐、谢良佐之“克己”诠释的立场和做法中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朱熹本人高度重视并常提及扬雄、刘炫等的“克己”解。他认为，扬雄《法言》之说，自刘炫发之，刘炫之言“虽若有未莹者，然章句之学及此者，亦已鲜矣”②。对刘炫的“克己”诠释先抑后扬，赞美之意不言而喻。由此亦可窥见，朱熹与扬雄、刘炫等人的“克己”解是一脉相承的。张崑将等学者也研究指出，扬雄《法言》所训“胜己之私之谓克”对朱熹颇有影响。③对于前代扬雄的观点，朱熹不是全盘照收，也不是一概否定。张栻曾于《克己斋铭》中评扬雄“克己”诠释：“子云盖未知所以为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④为此，朱熹弟子问：“南轩作《克己斋铭》不取子云之说如何？”朱熹答：“不知南轩何故如此说？恐只是一时信笔写将去，殊欠商量。”⑤朱熹因为赞同扬雄克己诠释，故而认为张栻之评不妥。当然，朱熹也不是完全盲从，对于扬雄诠释，他有客观的分析。“扬子云曰：‘胜己之私之谓克。’‘克’字本虚，如何专以‘胜己之私’为训？‘郑伯克段于鄢’，岂亦胜己之私耶！”①朱熹以“郑伯克段于鄢”的“克”之诠释为例，说明用“胜”训“克”则可，扬雄以“胜己之私”训“克”显然不妥。
  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引用程颐、谢良佐“胜私欲”诠释亦反复修改，甚为严格。在《朱子语类》中，他直白地指出：“看《集义》，聚许多说话，除程先生外，更要拣几句在《集注》里，都拈不起。看诸公说，除是上蔡说得犹似。如游杨说，直看不得！”②朱子认为，除程子外，只谢良佐的诠释还有可取之处，其他就看不得了。因此，在《论语集注》“克己复礼为仁”章，他只引用了程颐、谢良佐的相关论述。
  《论语集注》中朱熹转引程颐的诠释为：“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③《朱子语类》中朱熹亦强调：“伊川尝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此说最为的确。”④朱熹引用的程颐诠释的这一定稿经过反复修改。《论语精义》记载了朱熹对程颐注的修改情况：“（程颐）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方始是仁处’⑤，先生（朱熹）亲笔改云：‘克己复礼为仁。言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是乃仁也。’”⑥而此处朱熹之修改较之《论语集注》文本，还有出入。朱熹编写的《河南程氏遗书》记载了程颐对唐棣提问的回答：“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已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⑦《论语集注》文本在此基础上去掉了赘词“凡人”“后”等，“只有礼”改为“皆归于礼”，“始是仁处”改为“方始是仁”。这些修改与完善体现了朱子在前人启发下，对“克己”认识的不断深化。
  谢良佐重视“克己”，亦视“克己”为“胜私欲”，主张“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①。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评价认为，“上蔡过高，多说人行不得底说话……上蔡《论语解》，言语极多，看得透时，它只有一两字是紧要”②。《论语集注》中朱熹引用的谢良佐的“克己”诠释为：“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③谢良佐原话为：“须是克己才觉时便克将去，从偏胜处克，克己之私则见理矣。”④由此可见，谢良佐之语，朱熹在引用时是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的。
  朱熹在诠释“克己”的过程中，对前人成果进行博采和集评、批驳和辨误、选择和吸收，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斟酌、取舍，才逐渐形成了自己集大成的诠释成果。他本人亦不讳言，其《答潘端叔》明言：“只《集注》屡改不定。”⑤王懋竑《朱子年谱》亦云：“是其（集注）修改直至没身而后已也。”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