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研究内容
  为应对佛道挑战，回应“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需要，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最能反映儒学仁礼关系的核心命题，进行创造性诠释，建构理学体系，树立了宋代理学驾驭和诠释经典文本的典范。随着时代和思潮流变，朱熹理学在清代却遭到了排斥，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的理学化诠释，在此时甚至成为了汉宋之争的重要争点。从儒学与外部的关系来看，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思想涉及儒学与佛道之辩；从儒学内部不同流派的关系来看，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思想与清代汉宋之争密不可分。鉴于此，本研究以宋代佛道挑战、清代汉宋之争为背景，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首次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系统全面研究，透过朱熹经典诠释和理学学术建构的互动，深入挖掘朱熹克己、复礼、为仁及其三者关系的诠释意涵，深刻揭示其诠释的理学化、阶段性、发展性、矛盾性特征及其成因，彰显了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上深远的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
  第一章：研究概述。探讨本研究的选题背景与意义，梳理和回顾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和设想，确立本书的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朱熹对“克己”的诠释。其一，朱熹在“克己”诠释上的立场与取舍。包括朱熹在“克己”诠释上的立场，朱熹对前贤“克己”诠释的博采集评、批驳辨误和选择吸收。其二，朱熹“克己”诠释的思想内涵。朱熹以“身之私欲”而不以“身”训“己”：从理与气、形体与私欲的关联和天理人欲相对、“己”“礼”相对的角度以及“克己”与“复礼”的关联来诠释“己”；以“胜”而不以“治”训“克”：从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之关系、天理人欲难明等角度以及“克”之对象“私欲”难以对付的特征来释“克”。朱熹认为“克己”是圣人成圣之根本、教人之定本。在内容上，主张不稳当的、偏与不偏的都要克；在态度上，主张克己“只得尽力舍死向前”，不顾一切；在方法上，主张克己“久而不懈”、持之以恒。其三，朱熹用以释“己”之“私欲”涉及“气禀之私”“人我之私”“耳目鼻口之欲”等内容，“非礼勿视听言动”涉及“耳目口鼻”之欲较多。其四，朱熹注重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克己”诠释思想，包括劝导学者“克己”以治心修身，进谏君王以正心窒欲，为自己的学术、政治立场张本，也正因为如此，其“克己”诠释与实践的影响日益扩大，以至于作为核心内容卷入了道学之争。
  第三章：朱熹对“复礼”的诠释。其一，朱熹对宋儒“复礼”诠释进行采录和评论。其二，朱熹“复礼”诠释的思想内涵：朱熹释“复礼”之“复”为“反”，释“复礼”之“礼”为“天理之节文”。其“复礼”诠释经历了一段不断反思和发展的过程。朱熹先是释“礼”为“天理”，视“礼”为“体”；又因不满于释“礼”为“天理”，转而关注形而下的“礼”，朱熹释“复礼”之“礼”为“节文”，视“礼”为“用”；释“礼”为“天理”或释“礼”为“节文”都不足以全面诠释“礼”，朱熹进而兼顾形而上、下层面，将“复礼”之“礼”诠释为“天理之节文”，视“礼”为“体”“用”兼备：一端伸向形而上的本体“天理”，释“礼”为“天理”、为“体”、为合当底，一端指向形而下的“节文”，释“礼”为“节文”、为“用”、为践履和下学工夫。其三，朱熹“复礼”诠释的内在发展与理学根源。以朱熹不满于“复天理”之释为例，论述朱熹从“复天理”到“复天理之节文”之释的选择，透显朱熹“复礼”诠释历经的内在发展历程。又以“复天理之节文”之释为例，分析体用一源思想、理气观、理学本体论思想等为何是朱熹“复礼”诠释的理学根源。
  第四章：朱熹对“为仁”的诠释。其一，朱熹对宋儒“为仁”诠释进行采录和评论，对“人心”释“仁”予以继承和发展。其二，朱熹释“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以工夫指示仁，强调“克己复礼”工夫。其三，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批判和吸收前人以“人心”“天下之正理”“心之道”释“仁”的基础上，释“仁”为“本心之全德”，这是《论语集注》中“仁”之诠释的惯例和通则。朱熹认为，本心区别于人心，是道心，本心之仁是天生的、固有的，是性、理，易为私欲所昏，下克己复礼工夫，可见依旧之仁；德和仁具有共通的意涵，均兼性情、有体用，都是天生的、人所自有的，都是性，都是就事上说，因而以“德”释“仁”；“全德”突出“仁”的“德之全体”义，“仁”包仁义礼智四德，是“专言之仁”，为大、为先、为生意贯通，是全德。“仁者，本心之全德”，一端指向形而上的性、体，即“本心”；另一端指向“全德”，与释“礼”为形而下之“节文”、为用不同的是，释“仁”之“全德”兼性情、体用。在朱熹看来，“仁”本身兼备体用，释“仁”为“本心”突出的是“仁”的本体性，释“仁”为“全德”，突出“仁”是包四德、包四端之“性情之德”“有体有用之德”，突出的是“仁”兼具众德、包容遍覆、纯粹无私、同于天理。又以“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例，分析（性情）未发已发、心统性情、理气观、体用一源等是朱熹“为仁”诠释的理学根源。
  第五章：“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朱熹学术特征及影响。其一，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之关系。朱熹认为“克己”“复礼”既合又分，“克己复礼”与“为仁”系先后关系，“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关系为仁礼相通、仁包含礼等多维关系。其二，以“克己”为中心，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以理学为其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其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在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的过程中完成的，两者相互促进。在经典诠释和理学体系建构的双向互动中，朱熹形成了内倾的学术特征，这种内倾特征主要表现为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等。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既受时代背景、个人际遇的影响，亦为振兴儒学的需要，更是心性之学发展、学术风尚转移的结果。其三，以“克己”为中心，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之汉宋分野看朱熹学术影响。汉学宋学“克己”诠释存在分野，汉学家对宋学家“克己”解进行了批驳，宋学家对“克己”进行创造性诠释的实质在于理学体系建构的内在需要。朱熹“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诠释及其形成的学术特征对整个儒学史的发展有导向作用，推动了儒学的分化，在儒学发展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可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主体第二、三、四章采取了分别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结构方式。在阅读已有研究者如张崑将、黄俊杰等采取分别讨论方式撰写的论文时，本人就曾认真思考本研究的整体布局和安排。后来通过研究发现，朱熹本人讨论“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时实际上也是分开讨论的，如分别讨论“克己”与“敬”的不同、“复礼”和“为仁”的含义，讨论“克己”与“复礼”、“克己复礼”与“为仁”的关系等，朱熹完整地诠释这一命题的只有几句话。后代学者对朱熹这一命题的回应也是分开的，如乾嘉学者对朱熹“克己”解的质疑、对朱熹“（复）礼”而引起的“礼”“理”讨论、对朱熹“（为）仁”的质疑等都是分开进行的。为此，本研究采取了分别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结构安排。同时，为了避免割裂，也采取了由分到合的形式，第五章合讲“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中“克己”“复礼”“为仁”的关系，并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整体地看朱熹学术特征及影响。
  二、创新之处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看似只是对一个命题的诠释研究，实则能够关联上下左右，能够实现小切口大关怀，体现朱熹学术本身“致广大、尽精微”的特质，具有研究内容、视野、方法等方面的创新。
  从研究内容来看，本书首次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旨在深入挖掘“克己”“复礼”“为仁”等概念的意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朱熹对仁与礼、克己复礼与仁、克己与复礼、仁与爱、仁与理、仁与德、礼与理等关系的诠释，并进行条分缕析的分析，深入把握朱熹“克己复礼”诠释的内涵；由此凸显朱熹学术的体系性、逻辑性、全面性、内倾性与其工夫论倾向及其心性论、本体论建构；进而彰显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思考其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的借鉴作用。
  从研究视角来看，全书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全面的研究，旨在揭示朱熹如何以理学体系建构驾驭经典诠释、其经典诠释如何体现理学体系建构，挖掘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背后的理学根源，突出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学化特征及其与理学体系建构的互动互促。仁礼关系是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儒学发展和分化的晴雨表，是一直以来聚讼不已的焦点话题，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最能反映儒学仁礼关系的命题多有措意，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建构理学体系，是其应对佛道挑战、回应“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需要。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成为清代汉宋之争的焦点，主要不在于朱熹是宗孟还是宗荀、崇仁还是尚礼，而在于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等宋儒的理学体系建构的漠视和排斥。由此可见，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对平议清代汉宋之争亦非常重要。由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而引起的不论是儒学与外部的抗争（儒学与佛道之辩），还是儒学内部本身的争议（清代汉宋之争），都需要有针对性地以理学体系建构视角切入开展研究，这对于彰显朱熹的学术特色、地位与影响，对于把握宋代学术的转型、演化与“造极”及其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研究方法来看，正如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所指出的，“整个朱子哲学和它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次形成的静止结构，而是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体系”①，朱熹学术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的，依据朱熹学术本身的特点，本书研究力图呈现朱熹学术的原貌，注重朱熹诠释与建构的历时性发展、动态性演变，在全面梳理朱熹博采、集评和批判吸纳前人特别是二程等人的相关诠释思想的基础上，探求朱熹与儒学内部其他学派学者如何论辩往来，如何发展、完善和定论相关的概念意涵及其彼此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并振兴儒学，以此揭示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的学思历程。正视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的矛盾性、阶段性，破解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出现的矛盾性问题，比如克己与复礼究竟是合说还是分说，“克己复礼”当下便是仁还是然后才是仁，究竟是礼先仁后还是仁先礼后，“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应做何确解，进而对朱熹克己复礼关系辨、仁礼关系辨、仁爱关系辨、仁德关系辨、仁理关系辨、礼理关系辨等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发现问题矛盾的症结所在，认识朱熹学术的各个阶段性特征，从动态发展过程中，把握朱熹学术的体系性、逻辑性、全面性和统一性。陈来先生指出，“无论何种与思想史相关联的研究，最基础的研究仍然是对思想文本的研究，没有对于文本的深度研究，不能深入文本的具体诠释，终究难免浮光掠影或对塔说相轮”②。本研究的深入开展建立在搜集和阅读大量文本材料之上，这也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