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冤假错案历来为百姓所深恶痛绝，《朱熹错判铁环树》却以冤假错案的结构展开故事，显有攻击朱子之意，但是在流传过程中，却被漳州百姓不断改造，呈现敢于承认错误，为民做主且爱惜声誉的学者型官员形象，使判错案的朱子更显真实而伟大，塑造了独特的朱子形象。
  第一，故事着力于塑造朱子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的官员形象。
  在《朱熹错判铁环树》中，朱子能够虚心听取百姓意见，处处反思自己的行为，及时纠正错误。故事以朱子即将离开漳州开篇，希望卸任之前，能够多为百姓办实事。
  当他要离开漳州之前，设宴邀请漳州父老，征询有何未了之事？大家也不好意思直说。静坐一会儿，又是一些恭维话。
  以此细节，奠定了朱子是一个勤政爱民的良吏基调，远比作者自述“抚政恤民，众口皆碑”来得有说服力。
  在获悉判错案的传闻之后，朱子在回乡途中特地查看了产生纠纷的墓地，证实了“金狮戏绣球”地理特征，他的内心由“心里早已是不好受的”到“心中由惭愧变成愤恨”变化，刻画了一个知错能反省的良吏。
  第二，朱子是一个遵照社会治理原则，着力于公正判案的良吏形象。
  故事的起因是南靖廖、王二姓争执一块土地，廖姓在数年前“在草埔的周围种上小树苗，暗中套上了铁环。等到小树长大成林后，廖姓就对王姓打起官司来。”正是案件历时久，且错综复杂，而朱子“凭着多年办案的经验，认为‘人证’和‘物证’相比较，人证是活口，可以受人操纵指使；物证是静止的东西，非很长的时间是不会变化的，觉得‘物证’比‘人证’可靠。”朱子的办案经验大体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亦符合当时官方办案的正规思维，亦合宋慈著名的刑事断案集《洗冤集录》注重证据的风格。
  由此可见，传说故事突出朱子思维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而更重要的是朱子认真调查此案的举措，即“于是就带领着杂役和胥吏，连争讼人一起，到现场挖掘树头验证”，可见朱子到达案发现场，仔细查证相关证据，亲力亲为，并未有徇私舞弊的情节，而朱子失误的根源正是其注重证据的良吏作风。至于在故事中，朱子为何没有听取山城人的证人证言便下了结论，亦有因可查，那便是“起先，这块地是王姓大族的荒草埔，而邻村廖姓小族人……王姓人则不知所措地回答：‘这块地是祖上遗留下来的，山城人都知道。可以传来作证吗？’”因此朱子不采信王姓大族的辩解意见。作者着力于塑造朱子秉持以物证为主，为小民做主的观念，却因廖姓工于心计而吃大亏，导致冤假错案。
  第三，朱子是一个敢于为民做主官员，又是一个爱惜名声的学者。
  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历来歌颂官吏，都是强调官员能够平抑豪强，为小民百姓做主。但是《朱熹错判铁环树》先点明了廖姓为小族，而王姓为地方大族，反而是廖姓打起了王姓的主意。编撰者自圆其说的桥段正是朱子断案的过程。
  朱熹亲自审理了此案。他问原告有何证据？廖姓人说：“上辈在自己的墓地种了树作为祖萌。为了预防以后被人侵占，预先在小树得根部套上了铁环。”……朱熹再问被告人。王姓人则不知所措地回答：“这块地是祖上遗留下来的，山城人都知道。可以传来作证吗？”
  “‘物证’比‘人证’可靠”的先入为主思想使朱子断错案，刻画了朱子平抑豪强，为小民做主，反被廖姓钻了空子，虽有贬义，却暗含歌颂之意。
  与之相反，讲述者对故事诋毁朱子的程度尚不满意，故让朱子亲耳听到民谣“朱文公，治漳州，铸成错案铁环树！”又引出了：“朱熹心中由惭愧变成愤恨：‘就是你这“铁环树”坏了吾的政声。’”朱子十分看重“政声”，才有了故事的结局，即“立即取出朱砂笔，对准墓碑说：‘天理良心。既无天理，何有地理？’说罢，将朱笔投向墓碑，头也不回地上肩舆回建阳去了。”在民间传说中，朱砂笔是朱子法器，如《计除开元寺恶僧》：“朱文公提起朱砂笔，又在一块石碑上写下‘永镇洪流’四个大字，压在井口。这样老鼠精就永远被镇压在井里，再也不能作案了。”《朱熹智诛老鼠精》：“朱熹靠近野和尚，突然抽出银朱笔，指着野和尚，叫一声‘拿下！’众差役立即把野和尚按倒在地，绑了个严严实实……”正是朱子抽出了银朱笔，老鼠精幻化的和尚不得不束手就擒。又如《朱文公重建漳州府》：“杨家要上中梁时，漳州府也赶紧上中梁，都同一时日，然后朱文公把红朱笔往杨家方向一丢，嘴里念道：‘偏龙香，正龙甜。’从此以后，漳州府越来越起色，而杨家也就慢慢衰弱了。”①因此，朱子“将朱笔投向墓碑”破坏了“金狮戏绣球”的地理风水，纠正错判案件，维护了自身声誉。由此可见，故事讲述者虽有心诋毁朱子良吏形象，却无奈朱子在漳州良好的政绩，使民间传颂过程不自觉地改写成了颂扬朱子的情感基调。
  综上所述，《朱熹错判铁环树》的首创者含有诋毁朱子的目的，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漳州百姓自觉地改写成了歌颂朱子的客观效果，具有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