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引言
  福建是闽学的大本营，广泛流传朱子断案的传说，尤其是漳州民间传说，主要呈现朱子断案如神的形象，如《断娃池》《计除开元寺恶僧》《青石碑》①，甚至朱子还能施法破除妖术，解除民间疾苦，如《朱文公破甘露》《朱熹智诛老鼠精》②等。上述传说正面歌颂了朱子政绩，但是有的地方却流传各种风流韵事，如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利用朱子弹劾唐仲友之事把朱子塑造成一个小人形象，希望借此破除理学的精神束缚。歌颂朱子的民间故事着重于塑造朱子光辉形象，甚至神话了朱子的能力，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无法取信于人，而批判朱子的故事则又一味诋毁朱子以达到特定目的，两者都削弱了朱子形象的文化内涵。
  与简单歌颂和丑化朱子的民间故事不同，《朱熹错判铁环树》用冤假错案的内容呈现了多样化的朱子形象，其文化意味更为丰富。因原文过长，难以全文引录，概述如下：
  朱子担任漳州知州期间，处理南靖廖王二姓的荒草埔地的争端当中，因为朱子本身存在偏于相信小姓，而厌恶大姓人家的偏见，且过于注重铁环树的物证，忽视人证，导致了金狮戏绣球的风水地被误判给了廖姓家族，造成了王姓家族失去风水宝地，使得民间各种传闻应运而生。朱子在返乡之前，询问漳州年长者，才获悉此案存在问题，故在返乡途中特地查看其地理风水，明确了自己判案错误，“心里早已是不好受的”到“心中由惭愧变成愤恨”最后下咒语，用朱笔破坏了地理风水宝地。①
  故事借助冤假错案，叙述了在处理案件中的良好心愿与事实相违背的结果，融合歌颂与丑化朱子的两种意见为一体，真实呈现了朱子在漳州民间丰富而多维的形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朱熹错判铁环树》故事为例，勾勒朱子形象，考证文本时代特征，探究朱子形象在漳州文化中的形成原因。
  一、良吏与学者：错判铁环树案的朱子形象
  冤假错案历来为百姓所深恶痛绝，《朱熹错判铁环树》却以冤假错案的结构展开故事，显有攻击朱子之意，但是在流传过程中，却被漳州百姓不断改造，呈现敢于承认错误，为民做主且爱惜声誉的学者型官员形象，使判错案的朱子更显真实而伟大，塑造了独特的朱子形象。
  第一，故事着力于塑造朱子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的官员形象。
  在《朱熹错判铁环树》中，朱子能够虚心听取百姓意见，处处反思自己的行为，及时纠正错误。故事以朱子即将离开漳州开篇，希望卸任之前，能够多为百姓办实事。
  当他要离开漳州之前，设宴邀请漳州父老，征询有何未了之事？大家也不好意思直说。静坐一会儿，又是一些恭维话。
  以此细节，奠定了朱子是一个勤政爱民的良吏基调，远比作者自述“抚政恤民，众口皆碑”来得有说服力。
  在获悉判错案的传闻之后，朱子在回乡途中特地查看了产生纠纷的墓地，证实了“金狮戏绣球”地理特征，他的内心由“心里早已是不好受的”到“心中由惭愧变成愤恨”变化，刻画了一个知错能反省的良吏。
  第二，朱子是一个遵照社会治理原则，着力于公正判案的良吏形象。
  故事的起因是南靖廖、王二姓争执一块土地，廖姓在数年前“在草埔的周围种上小树苗，暗中套上了铁环。等到小树长大成林后，廖姓就对王姓打起官司来。”正是案件历时久，且错综复杂，而朱子“凭着多年办案的经验，认为‘人证’和‘物证’相比较，人证是活口，可以受人操纵指使；物证是静止的东西，非很长的时间是不会变化的，觉得‘物证’比‘人证’可靠。”朱子的办案经验大体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亦符合当时官方办案的正规思维，亦合宋慈著名的刑事断案集《洗冤集录》注重证据的风格。
  由此可见，传说故事突出朱子思维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而更重要的是朱子认真调查此案的举措，即“于是就带领着杂役和胥吏，连争讼人一起，到现场挖掘树头验证”，可见朱子到达案发现场，仔细查证相关证据，亲力亲为，并未有徇私舞弊的情节，而朱子失误的根源正是其注重证据的良吏作风。至于在故事中，朱子为何没有听取山城人的证人证言便下了结论，亦有因可查，那便是“起先，这块地是王姓大族的荒草埔，而邻村廖姓小族人……王姓人则不知所措地回答：‘这块地是祖上遗留下来的，山城人都知道。可以传来作证吗？’”因此朱子不采信王姓大族的辩解意见。作者着力于塑造朱子秉持以物证为主，为小民做主的观念，却因廖姓工于心计而吃大亏，导致冤假错案。
  第三，朱子是一个敢于为民做主官员，又是一个爱惜名声的学者。
  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历来歌颂官吏，都是强调官员能够平抑豪强，为小民百姓做主。但是《朱熹错判铁环树》先点明了廖姓为小族，而王姓为地方大族，反而是廖姓打起了王姓的主意。编撰者自圆其说的桥段正是朱子断案的过程。
  朱熹亲自审理了此案。他问原告有何证据？廖姓人说：“上辈在自己的墓地种了树作为祖萌。为了预防以后被人侵占，预先在小树得根部套上了铁环。”……朱熹再问被告人。王姓人则不知所措地回答：“这块地是祖上遗留下来的，山城人都知道。可以传来作证吗？”
  “‘物证’比‘人证’可靠”的先入为主思想使朱子断错案，刻画了朱子平抑豪强，为小民做主，反被廖姓钻了空子，虽有贬义，却暗含歌颂之意。
  与之相反，讲述者对故事诋毁朱子的程度尚不满意，故让朱子亲耳听到民谣“朱文公，治漳州，铸成错案铁环树！”又引出了：“朱熹心中由惭愧变成愤恨：‘就是你这“铁环树”坏了吾的政声。’”朱子十分看重“政声”，才有了故事的结局，即“立即取出朱砂笔，对准墓碑说：‘天理良心。既无天理，何有地理？’说罢，将朱笔投向墓碑，头也不回地上肩舆回建阳去了。”在民间传说中，朱砂笔是朱子法器，如《计除开元寺恶僧》：“朱文公提起朱砂笔，又在一块石碑上写下‘永镇洪流’四个大字，压在井口。这样老鼠精就永远被镇压在井里，再也不能作案了。”《朱熹智诛老鼠精》：“朱熹靠近野和尚，突然抽出银朱笔，指着野和尚，叫一声‘拿下！’众差役立即把野和尚按倒在地，绑了个严严实实……”正是朱子抽出了银朱笔，老鼠精幻化的和尚不得不束手就擒。又如《朱文公重建漳州府》：“杨家要上中梁时，漳州府也赶紧上中梁，都同一时日，然后朱文公把红朱笔往杨家方向一丢，嘴里念道：‘偏龙香，正龙甜。’从此以后，漳州府越来越起色，而杨家也就慢慢衰弱了。”①因此，朱子“将朱笔投向墓碑”破坏了“金狮戏绣球”的地理风水，纠正错判案件，维护了自身声誉。由此可见，故事讲述者虽有心诋毁朱子良吏形象，却无奈朱子在漳州良好的政绩，使民间传颂过程不自觉地改写成了颂扬朱子的情感基调。
  综上所述，《朱熹错判铁环树》的首创者含有诋毁朱子的目的，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漳州百姓自觉地改写成了歌颂朱子的客观效果，具有丰富的内涵。
  二、明清时期编造的民间故事：错判铁环树案
  《朱熹错案铁环树》是依据传闻而虚构的民间故事，产生于社会思潮极其复杂的明清时期。故我们首证其属于民间虚构故事，再证其故事产生的具体时间，兹述如下：
  错判铁环树案属于民间虚构故事，主要理由有两方面：
  一方面，错判铁环树案称朱子为“朱文公”，实把宋宁宗所赐谥号“文”误用到朱子在世之时了。《宋史》朱子本传载：
  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侂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②
  宋宁宗在嘉定二年（1209年）赐朱子谥号“文”，但因朱子在宋宁宗庆元六年三月（1200年）过世，则上述史实发生在朱子过世之后。可见《朱熹错判铁环树》称朱子为“朱文公”，则其产生年代当在朱子过世之后了。
  另一方面，朱子在漳州知州任时是否去过南靖，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是其卸任返乡，则一定不是从南靖经过，而是由漳州龙溪县，途经同安县、福州，返回闽北。《朱子语类》载：
  先生庚戌四月至临漳。淳罢省试归，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丧嫡子，丐祠甚坚。当路者又以经界一奏，先生持之力，虽已报行，而终以不便己为病，幸其有是请也，即为允之。四月，主管鸿庆宫，加秘阁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县东之沈井铺而别，实五月二日也。①
  此条语录为陈淳所记载，内容当属正确无误。它不仅说明朱子到漳州任职时间及离开漳州的原因，而且明确记载了陈淳送别朱子的地点在同安县的沈井铺。
  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金、辽时期历史地图（见图1）的记载，此图所据各项史料的确切时间是嘉定元年（1208年），距离朱子离开漳州的绍熙二年（1191年）已有17年之久，但因行政区划变更极其缓慢，当与朱子时代无异。
  又因沈井铺位于同安县的东部，距离漳州龙溪县至少120里，则朱子当无再折回漳州的可能性，因为朱子系因朱塾过世而请辞，急于返乡奔丧。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载：
  （绍熙二年，1191年四月，引者按）二十九日，去郡归。……五月五日，在晋江，为叶仲微、叶德符父子慕堂诗作跋。……至惠安，与学者论儒释之异。……经福州，见赵汝愚，黄榦从侍归武夷。……（五月，引者按）二十四日，归次建阳，寓居童繇桥。①
  束景南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作为文献主要依据，又引用《朱子语类》第一百零六卷陈淳所记内容、《朱子语类》第一百零四卷廖德明所记内容及《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的内容，当属可信。因此，朱子的返乡行程当是漳州龙溪→晋江→惠安→福州→武夷→建阳，并未取道闽西。
  因此，当朱子离开漳州时，确无“当西行上走闽西时，路过南靖县境”的情况，故此则民间故事当属后人杜撰无疑。
  兹证《朱熹错判铁环树》属于虚构故事如上，现再考证其产生的年代如下：
  《朱熹错判铁环树》的写定时间是1961年，由杨成、梁永川共同讲述，其中杨成解放前的职业是店员，时年40多岁，梁川永，68岁，系手工业者，整理者是干部黄贵，时年52岁，故事流传地区是闽南一带。从讲述者的年龄、身份及写定时间来看，写定本当属长泰县流行的版本。其次，从时间上看，1961年扣减梁川永68岁的年龄，则梁川永听闻此故事的最早时间当是1894年，而杨成最早当在1912年，又因通常情况能够拥有记忆的年纪大体在5岁以后，则此故事最晚流行的时间当是1899年，因此上述故事流传时间大体在清末民国时期。
  又因民间故事属于口耳相传，具有世代累积的特征，其产生的年代与写定的年代往往不一致，我们认为错判铁环树案定型于明清时期，主要有三个方面理由：
  首先，漳州在南宋是“下州领军事”，①故朱子《漳州到任表》说：“朝散郎、直宝文阁、权发遣漳州军州事朱熹上表”，②《乞褒录高登状》也说：“臣猥以尘贱，备员偏州……臣伏见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③又据宋代行政体制，各地界于省与县之间设有州、军、府、监四种，正如苗书梅所说：“除京府外，一般府与上州差别不大，其职能也没什么区别。军一般设置于边关险塞、道路冲要、山川险僻多聚寇盗之处，往往管辖三两县，并驻扎军队，以便控制，知军地位低于中上州知州，与小州相当。监则多设置于矿冶业集中地。”④因此朱子官职是下州知州。与宋代不同，明清时期各地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单位主要以府为名，也有以州为名，但是两者已无差异，这使民间均以府为名称了。因此，从语言的表述可知，此故事明清时期才开始流行。
  其次，在叙述故事时，虽杂有冤案性质，却非任意诋毁朱子的故事可比，反而时刻表明朱子的贤明，如“辅政恤民，众口皆碑……一向处事贤明的朱熹，竟也轻率的错断了讼案。”显然与清末民初严厉批判朱子理学的社会风气完全不同。与清末民国不同，明清时期的学术风气虽前有王学左派的激荡，后有乾嘉学术的影响，但是在福建地区，尤其是漳州，始终是朱子学最坚实基地，历久不衰。
  第三，此故事的叙述过程明显误载朱子返乡的路径，隐含了一个极重要的历史信息，即在故事产生的时代，其官道是由漳州→龙岩→三明→南平的交通线路，这正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福建驿道。明代中期倭患严重，福建亦属倭寇侵扰之地，不可避免地实行海禁，又为了官道及行人安全，不得不改变官道线路，虽然隆庆时期解除海禁，但是官道建设繁难，非一时可改，仍延其旧。另外，清代初年沿袭明代官道，尤其是清代早期，福建沿海受到郑氏军队侵扰，未能改变福建官道仍从内地通过的事实。因此，民间故事在讲述朱子回建阳之路径时，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从漳州往闽西，再到闽北的路线。
  因此，《朱熹错判铁环树》属于虚构，系明清时期编撰而成的民间故事。
  三、故事根源：朱子治漳政绩
  前文已详证《朱熹错判铁环树》内涵丰富性与虚构性，其形成原因正是朱子在漳州知州任上的政绩。关于朱子在漳州的政绩，陈淳说：
  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始虽有欣然慕，而亦有谔然疑，哗然毁者。越半年后，人心方肃然以定。僚属厉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坚，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在在皆为之屏息。平时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掠抄于闾，亦皆相视敛戢，不敢辄举。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至是及期，正尔安习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岂不为恨哉！①
  此条文献反映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在治理漳州的前半年，各方对朱子的行政措施多有“哗然毁者”，即持异议的人不少，经过半年的治理，朱子认真执法，严厉惩处各级官吏、士大夫及地方恶势力，使各方势力不敢徇私犯法，改变了漳州的世风；另一方面，朱子改造社会风俗，严正处理各种非法活动，维护社会安定。由此可知，在朱子到来之前，漳州存有两方面矛盾，即世家大族与市井小民的矛盾，而朱子实因政策与士族官宦子弟及各种恶势力结仇，由此形成了朱子与各方势力的矛盾。
  正因上述矛盾，使各方对朱子治理漳州的评价，难免有争议，但是朱子推行的政策促进了漳州的发展，故《朱熹错判铁环树》夹杂各种情感，却难改其歌颂朱子的主基调。兹述其政绩如下：
  第一，朱子减轻赋税，俘获民心，又因着力推动漳州划定经界，触犯了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
  《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有言：
  今者本州虽蒙圣恩蠲免经总制额一千贯省，然诸县日前此色官钱除实收外，所欠常数千缗，以郡计之，则又不啻二万余贯。今者所减虽已不为不多，然逐县所得，在欠数中仅及二十余分之一。①
  由此可见，漳州虽然被减免了一千贯税费，但是仅为漳州所欠总额的二十分之一而已，实难达到减税效果，其原因是漳州的日常税费收入仅为一万七千余贯，而额外的财政负担达到定额的一倍之多。故朱子力推加大减税额度，正如光绪《漳州府志》卷十四说：“朱熹知漳州奏蠲减本州上供及经总制无额等钱数百万计，漳民赖焉。”②
  如果说减省州郡县税负，仅属经济政策，尚属短暂措施，那么减税带来了漳州社会生态变化才是其重要影响。为了完成征税任务，地方官员主要通过以罚没方式代替了刑罚措施，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如以科罚代替正常审讯，并创设了仅属于漳州特有的土地税收政策“俵寄”。《条奏经界状》说：
  所谓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俵寄搭邻近人户，责令送纳。推此一端，贫民受弊亦可见矣。然它处不闻有此名字，独漳州见之。③
  漳州官员远较其他地方更强烈的政绩意识，苛捐杂税的繁多程度亦可见一斑。为了根治漳州的俵寄政策，朱子大力推行定经界，但是遇到了重重阻挠，最终因朱子辞职而流产，其原因正是朝廷掌权者和漳州士大夫均持反对意见。《朱子语类》载：
  或曰：“只据民户见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则起无限争讼，必索契，则无限争讼遏矣。今之为县，真有爱民之心者十人，则十人以经界为利；无意于民者十人，则十人以经界为害。今之民，只教贫者纳税，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纳税。如此则人便道好，更无些事不顺他，便称颂为贤守。”④
  此条为陈淳所记载的语录，反映了定经界的两方面利害关系：一是减轻无地少地者的负担，即“俵寄者”的负担；二是增加土地兼并者的税负。因此，朱子定经界政策被漳州士大夫和朝廷掌权者所阻挠，难以推行，并被兼并土地的士大夫所诋毁。
  因此，朱子通过减税，俘获百姓之心，却又因定经界而得罪了漳州部分士大夫，使各方对朱子的政绩评价不一，为《朱熹错判铁环树》的生成提供了土壤。
  第二，引入大量先进文化理念，改进漳州民间文化。
  在漳州，朱子主要着力于改造社会文化，培养社会人才，敬重先贤，达到移风易俗与开化文明的功效。《光绪漳州府志·宦绩》载：
  （朱子）至任，以节民力易风俗为首务。……以漳俗未知礼教，首述古今礼律开谕之，又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示父老令解说训其子弟时，即学舍诲诱诸生，一如守南康时。又择士有行义知廉耻者列学职，为诸生倡。知学录赵师虙之为人，首荐之。以郡人高登直言忤秦桧，贬死容州，奏乞褒录，为立祠学宫以文祭焉。漳旧号佛国，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创庵舍以居，始严禁之，俗为大变。①
  可见朱子发展漳州的措施有三方面内容：一是颁布礼教，整顿佛庵，加强儒家社会规范的推广力度；二是整顿郡学，延揽人才，并亲自传授儒学，培养人才；三是推尊先贤高登，树立道德典范。但是《漳州府志》所记载内容并不全面或者不完整，兹补充如下：
  在加强儒家社会规范方面，朱子发布了《漳州晓谕词讼榜》《晓谕居丧持服遵礼律事》《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劝谕榜》。至于整顿佛庵方面，则是通过《劝女道还俗榜》勒令禁止女道随意出家的情形。朱子通过上述公文阐述了儒家文化思想，达到了儒家美俗的效果，规范了漳州的民风民俗。
  在整顿郡学与延揽人才方面，以《漳州延郡士入学牒》为最重要。朱子招揽了施允寿、石学正、林易简、李唐咨、陈淳、杨士训、徐寓等人进入郡学，为漳州培养了青年才俊，尤其是陈淳，长期从事启蒙教育，被称为北溪先生。在整顿郡学的同时，朱子通过《释奠申礼部检状》申请《释奠仪式》、聂崇义《礼图》及五礼等礼学文献，普及传统学术教育。而最重要的是朱子在漳州刊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如《尚书》《诗经》《周易》《春秋》及《四书章句集注》，促进了漳州儒学的发展。
  在推尊先贤方面，朱子亲自祭拜各代先贤，树立典范，促进漳州文化的更化进程。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二十四日到达漳州州衙，而在当月剩余六天里，朱子拜谒了孔庙，撰写了《漳州谒先圣文》，还拜谒了高登祠、李弥逊祠、蔡襄祠及其他漳州先贤祠，撰有《谒高东溪祠文》《谒李龙学祠文》《谒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谒诸庙文》。①在四经刊刻完成后，朱子又撰写了《刊四经成告先圣文》，大力提倡儒家的圣贤榜样，使漳州习儒之风大盛。
  第三，朱子审理了大量案件，难以确保所有案件公正无误，给后世留下了戏说的空间。
  在宋代，知州已属地方大员，全面负责一州的政治、经济、司法等职责。据苗书梅考证，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平狱讼’，雪冤狱，主持州级司法政务”②。则审判案件属于朱子日常工作之一。《答林井伯成季》有言：“某碌碌如昔，近旬日来，讼牒顿希，可以藏拙。”③“碌碌如昔”虽有自谦之意，但是“讼牒顿希”透露出朱子需要处理大量的诉讼案件和政府公文，而诉讼案件又放置于前，可见一斑。诉讼案件的多寡，实与办案者、审判者的态度密切相关。如《答方若水壬》有言：“龙岩之行，若问得实，使无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无所逃刑，此非细事也。”④朱子特地嘱咐方若水前往龙岩巡查案件时，要明辨是非，清理各项存疑案件。由此可见朱子审理案件的严谨态度了。
  尽管朱子具有严谨的审案态度，但是案件众多，以至朱子感慨道：“此间事虽不多，然亦终日扰扰，少得暇看文字，甚觉岁月之可惜也。”⑤因此，难免存在审案出错的可能性。另外，审判结果也不可能让诉讼双方全都满意，也为后世有关朱子判错案的传说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朱子能够尽心为民办事，为漳州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部分政策触及既得利益方，也因案件众多难以确保无误，使得《朱熹错判铁环树案》具有了传说土壤。
  四、百姓之心有杆秤：朱子形象变化过程启示
  朱子在漳州任职期间兢兢业业，留给漳州百姓以正面为主的评价，却在明清时期演变为正负面兼具的形象。这是由民间传说具有世代累积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朱子的政绩和民间传说两相对照，呈现百姓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兹述如下：
  一方面，评价官员的政绩与外王功业，需要以百姓获得实惠作为最重要标准。
  漳州百姓对朱子的评价以正面为主，这是由朱子为漳州做了重要贡献的结果，体现朱子落实“以百姓之心为心”，追求为百姓利益着想的外王理念的结果。以百姓之心为心，出于《老子》第四十九章，虽非出自儒家，但是从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可知，儒家当是高度赞同这个观点。虽然《朱子语类》仅记载朱子谈论《老子》的内容仅涉及《道可道章第一》《谷神不死章第六》《古之为善士章第十五》《将欲噏之章第三十六》《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一》《道生一章第四十二》《名与身章第四十四》《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未见朱子深入讨论《老子》第四十九章，但是朱子对老子学说亦有多方面的研究，且落实到了具体政治实践当中，具体表现如下：
  朱子读书法强调从头读到尾，如《朱子语类》卷八载：“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功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①这便是要求为学需下迟钝工夫，来不得半点含糊。更为重要的是朱子要求学者读书时穷究所有道理，所以他说：为学之道，圣贤教人，说得甚分晓。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读书要自家道理浃洽透彻。①
  看书，需要看了又看，并且要求每段、句、字按照顺序理会，达到理解通透的程度。如果说上文还有仅针对儒家圣贤典籍的嫌疑，那么他又说：“看文字，须逐字看得无去处。譬如前后门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②则朱子对其他非儒家典籍亦持逐字看书的严谨态度，断不会让学生看《老子》有跳跃或脱漏的情形，当可定谳。此其一。
  朱子在读《老子》之时，并非死记硬背，而是注重落实经典作品的内在道理。他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③则实践的重要性远在学习求知之上，而更重要的则是学生的成才需要通过实践层面来达到，否则仅有学习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他说：
  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问难处同商量而已。④
  实践的重要性远在教师的指导功能之上，因为实践能够为实践者提供检验的标准。虽然朱子并未直接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朱子对孔门七十二贤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之事的看法实蕴含了实践是事业成功的保障之理。《朱子语类》载：
  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敱无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会这个身心。到得做事业时，只随自家分量以应之。如由之果，赐之达，冉求之艺，只此便可以从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业，便用大圣贤做；小底功业，便用小底贤人做；各随它分量做出来，如何强得。①
  七十二贤人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实属以孔门心法来传授学生的重要案例，也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但是朱子却从中挖掘出了孔门传授心法中的实践特性，即多年追随孔子，需要通过观察孔子的实践，并以自身的实践来检验所学的东西，才能真正理会自己的身心。正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和实践检验所学道理，孔门弟子在做具体事业的实践时，便能依据自身的修为获得相应成就。
  由此可见，学习过程需要通过实践来获得经典学说的内在精髓，又要通过实践来转化内在所得成果。此其二。
  朱子在学习过程中，突出了掌握文本精髓的重要性，着重于以实践来检验经典学说，其基础正是知行合一。《朱子语类》载：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②
  致知是穷理，力行则是实践。以先后次序来说，以穷理为先，以实践为后；以轻重来分，则是力行为重，穷理为轻。朱子以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来论述实践与认知的关系。事实上，朱子所说的“致知”偏向于求取经典文献的内在道理，而力行则是改造社会的实践，其前置条件是一个人需要先经过适当时间的教育，再通过实践来检验所学的文献内在道理，形成符合实践需要而又完整的知识结构。正是通过长期的学习研究和政治实践相结合，使朱子在耳顺之年到达漳州时，能够真正落实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理论，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正如前述，朱子在当时众多官员追求个人政绩的氛围下，能够以百姓之心为心，大力争取减免百姓赋税，废除各项杂税，减轻百姓负担，使漳州百姓获得实际利益，奠定了朱子在漳州民间传说中的正面形象。
  另一方面，实现外王的执政团队需要大力吸收先进人才，不断创新理论，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使命具体落实到每个具体政策。
  吸收优秀人才，是儒家学者高度重视的内容，最早的当属孟子。《孟子·尽心上》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朱子注曰：
  尽得一世明睿智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圣人之心所愿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乐为如何哉！①
  朱子以得人才传道为大乐，甚得《孟子》本义，其实践亦是如此，此可于两方面得之。一方面是朱子晚年得到高足陈淳，甚为高兴，正如《宋史》陈淳本传所载：“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②“喜”字已经道尽了朱子为传道而得人之事视为重大收获了。另一方面则是朱子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广纳英才，门人达到汉代以后最多，且职业分布最广。陈荣捷《朱子门人》统计分析显示，“谓汉后朱门人数居首，并非过言。”③与人数多相对应，朱子门人分布于众多职业当中，陈荣捷《朱子门人》说：“从事实考察，则朱子门人四百六十七人之中，有官职者只一百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私淑二十一人之中有官职者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二。合共四百八十八人，有官职者一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九，显属少数。即其讲友七十二人，亦只三十三人有职，占百分之四十六而已。若谓弟子之中，有许多名里不详，其中应以一半有爵禄计者。予应之曰，其名里之缺，正因其无职无衔，无爵无禄之故。是以墓志不闻，方志不载。”④由此可知，朱子门人并非仅有入仕一途，而是从事诸多职业，可见其收徒之广了。
  与朱子相似，黄榦也是以教育人才为急务。《宋元学案》载：
  百家谨案：勉斋言：“自仙师梦奠以来，向日从游之士，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而又自以无闻为耻，言论纷然，诳惑斯世。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待七十子近没，而大义已乖矣，由是私窃惧焉。故愿得强毅有立，趋死不顾利害之人，相与出力而维持之。”盖勉斋之求后学，其真切如此，所以卒得起人儿传之於后也。①
  黄百家的评价实得黄榦求才若渴的心态，使得黄榦门人遍布大江南北，正如《宋史》黄榦本传所载：“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质疑请益如熹时。”②可见黄榦弟子之盛了。至于其他朱子门人亦是通过教育来传播朱子学派的思想，如陈淳终身以教育为职业，创立了北溪学派。正是朱子与门人通过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使得朱子学派能够克服庆元党禁的具体困难，在宋理宗时期正式成为理学正宗。
  与之相反，当朱子学术成为新的经典，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成为士人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之时，士大夫便以功名利禄为目标，追风者多，造成了劣币逐良币的情形，诸多优秀人才被明代阳明学和清代乾嘉学派所吸纳，导致了朱子理学后继乏人。正如余英时所说：
  历代考试的文本最初都是学术界公认的经典，而这些经典的批准也都是长期研究后的结晶，在当时为多数人所接受。单这些文本及其解释在科场上行至既久，则逐渐流为“俗学”，后起学者也必然起来用新的研究成绩，加以纠正。③
  余英时虽是从两汉到明清时期官方选拔考试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着眼，但是科举考试的特征便是通过利禄来诱导大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机构，使政府能够吸纳优秀人才为社会服务。一种学术思想变成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便会逐渐失去其学术界影响力，虽有多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进入官僚队伍的群体缺少学术创新的动力，逐步丧失了创新的能力。
  事实上，大力吸纳先进人才与创新理论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当朱子学术“集宋学理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大成”，④朱子学派便聚集了大量人才，推动朱子学术成为学术界新经典。又当朱子学术被明清统治者所利用，打击异己学说，朱子学者未能创造性地发展学术理论，导致了优秀人才被阳明学和乾嘉学派所吸收，朱子学派仅有平庸之辈时，难以创造性地运用朱子学理论改造社会，他们入仕之后，便无法真正做到以百姓之心为心，留给百姓的鲜明印象便是朱子学者碌碌无为的群像，并由此追述至朱子本人亦是心地善良却迂腐的知识分子。因此，明清时期的民众在传播朱子传说之时，自觉不自觉地添加了许多枝节，改变了在漳州任职期间的朱子原有形象。
  与朱子学派的发展和衰落过程相似，任何执政团队在战争或者困难年代，因为外部挑战，不拘一格启用人才，克服各种困境，而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面对各种诱惑之时，普通人蜂拥加入各级官员队伍，形成在位者为了把持地位与既得利益而压制后起之秀的不良文化，使执政团队无法调动起优秀人才创造性发展先进理论，失去吸引优秀人才的魅力，逐步失去实践外王目标的领导能力。
  综上所述，朱子形象的变化过程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实现外王的执政目标需要始终秉持以百姓之心为心作为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俘获百姓之心；二是执政团队需要吸纳社会各阶层优秀人才，大力创新理论，提高落实以百姓之心为心的能力，才能发展和巩固外王的政治目标。
  （原刊于《天中学刊》2017年第6期）

①分别见漳州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内部出版物，1992年，第87～89、85～87、99～103页。 ②分别见漳州市芗城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芗城区卷（上）》，内部出版物，1992年，第84、85～88页。 ①长泰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长泰县分卷》，内部出版物，1993年，第92～93页。 ①漳州市芗城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芗城区卷》（上），内部出版物，1992年，第83页。 ②《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68页。 ①《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79～3480页。 ①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33～1035页。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92页。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10～4011页。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82页。 ④苗书梅：《宋代知州及其职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①《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80页。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0页。 ②沈定钧：《光绪漳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80页。 ④《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78页。 ①沈定钧：《光绪漳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85页。 ①我们此处采用了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的观点，因为上述文献内容虽能反映是朱子在漳州一年期间的作品，尚不能确定其作品，但是考虑到朱子在漳州期间的短暂，束景南的观点当无大问题。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81～982页。 ②苗书梅：《宋代知州及其职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10页。 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19页。 ⑤《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81页。 ①《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 ①《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 ②《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 ③《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6页。 ④《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7～388页。 ①《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6～387页。 ②《朱子语类》，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 ①《四书章句集注》，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1页。 ②《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88页。 ③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④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 ①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学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49～450页。 ②《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82页。 ③陈致访谈：《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4页。 ④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