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武夷山是一座集儒、佛、道一体的三教名山。自秦汉以来，众多的道士、禅僧在武夷山留下了不少宫观、道院和寺庙，这里也是我国南宋朱子理学的摇篮。武夷山“为新儒家学说（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起支配性作用并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哲学和政府的信条）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背景。”①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孕育、成熟、传播、发展，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是武夷山最深厚的文化遗存。
  朱熹继承孔孟以来的儒学传统，又吸取佛、道思想，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朱子理学。在本体论上，朱熹以“理”作为世界的本源，取代传统儒学中“天”的地位，使汉代儒学构建的“天命论”“天人感应”的神学发展为“天理观”“天人一本”的理学，使儒学哲学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伦理理论方面，朱熹把仁与天理相联系，以体用阐述仁、爱，并秉承程颐“性即理”的命题，以“性”为枢纽，使道德论与宇宙论合而为一，使“天理”外化为纲常名教，建立了本体论的伦理思想体系；在心性论方面，朱熹在总结前人心性思想和吸收佛教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心性论思想体系，使理性的思辨哲学逐步取代隋唐以来盛行的宗教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朱熹提倡格物致知，要求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道德践履中把握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朱子理学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从宋末历元明清的七百余年被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对我国南宋以后七百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和日常生活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深刻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自13世纪起，朱子理学向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域传播，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表征。欧洲启蒙思想家自16世纪开始接触朱子理学，并从中汲取理论素养，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朱子理学可以说达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现今对朱子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作为“理学名邦”、“道南理窟”的武夷山，先后出现过一大批理学家和受理学思想熏陶的硕儒名臣，同时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学子求学问道和名人高士寻幽览胜，因此，武夷山向被称为“三朝理学之薮”。“据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宋元明清（迄乾隆初）四朝，仅先后在崇安武夷山景区内隐居的文人高士就有19人，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43人，来武夷山优游寻胜的学者名臣387名，其中著名理学家47名。”②与他们活动有关的文物和文化遗存遍布武夷山，虽经历数百年风雨侵蚀，仍随处可见。朱子理学遗存在武夷山展现出以下两大特点：一是数量众多，武夷山脉各县与朱子理学相关的历史遗迹151处（件），其中，武夷山市境内达77处（件），占一半以上；二是类型丰富，有故居、书院、读书处、祀祠、墓葬、碑铭、墨宝、遗物及活动踪迹。①这些丰厚的理学文化遗存，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进行艰苦理论构建的宝贵品质，是中华民族哲学思辨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见证，不仅是我们研究朱子理学、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建设的勇气、自信。
  综上所述，武夷山朱子文化遗存，蕴含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理想人格的道德教育精神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文化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②在全球一体化、东西方文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挖掘、梳理、宣传朱子文化遗存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既可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