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著述讲学，创办书院，制定学规，广纳生徒，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后世影响特别深远。书院是由民间创办的从事教学、学术研究的机构，宋代形成了较完善的书院制度，以相对灵活的教育方式培养人才，弥补官办教育机构的不足。“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依托于私人书院得以传扬，私人书院又以教授理学作为主要的教学任务，于是，理学与书院密不可分，趋于一体化。”①朱熹亲手创办了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武夷书院）和沧洲精舍（考亭书院），几十年间培养出来的门生数千计，这些门人来自闽、浙、赣、湘、皖等全国各地，武夷精舍、沧州精舍成了当年士子求学的理想之地，其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学者所创立的书院。朱熹门人多致力于教育，在武夷山下创建了大量的书院，如刘爚的云庄山房、蔡沉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所以，武夷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道南理窟”的理学名山。
  武夷书院即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朱文公祠，位于武夷山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辞官回到武夷山，在山中五曲隐屏峰下，带领他的弟子荷锄挑担、搬瓦垒石，营建了一座被称为“武夷之巨观”的书院——武夷精舍。武夷精舍设有房屋三间，中间是供讲学用的“仁智堂”，左右边分别设有供休息的“隐求斋”和接待亲友的“止宿寮”。武夷精舍落成后，朱熹在此著书讲学，广收门徒，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各地的求学者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了武夷山，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定、刘爚、黄榦、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和叶味道等人，都曾就学于此。朱熹的理学思想随之传播开，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即闽学。朱熹逝世之后，武夷精舍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历代都曾加以修建。南宋末，经扩建后改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武夷精舍毁于兵灾。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出资重建，改为朱文公祠，奉祀朱熹的神主，并以黄榦、蔡元定、刘爚、真德秀配享祭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鵷清、军御史及佥事肖乾元协力檄令县令王和重修葺，辟地百余丈，绕以围垣，前竖牌坊，匾上镌刻“武夷书院”。沿着牌坊稍进有楼五楹，名叫高明楼，正中大堂也有楼五楹，两庑各六间堂斋。全部构筑轩雅宏丽，并置田百亩作为祀事及修缮费之用，旁边又建屋数间，择朱子后裔一人世居管理。明万历年间，少司马陈省寓居武夷云窝时也曾修缮过武夷书院。明崇祯末年（1644年），陈黄门履贞又捐资修缮。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崇安县令韩士望又予以修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官方再度加以修建，由康熙皇帝赐予御笔“学达性天”匾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重修。既立堂宇以祀朱子，复在堂后盖屋数椽，而以赵清献（北宋学者、崇安县第二任县令）、胡安国、刘子翚等附祀。建筑物至今已毁，仅留存两庑。原址现竖立有福建著名书法家沈觐寿撰并书的“武夷精舍遗址”六字及介绍文字的碑刻。2002年，武夷山重建武夷书院，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建筑雄伟壮观，不改精舍原有的风格面貌。
  早在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军时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并为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规章制度，后来成为历代书院的范本，在武夷精舍中也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在武夷精舍时期，朱熹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刻印发行，这又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而使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进一步成为全面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道德教育思想是朱熹的教育思想乃至于整个理学思想体系的真正重心所在，在南宋社会那种宋金政权对垒、民族矛盾尖锐，道德价值体系几乎崩溃的历史背景下，朱熹殚精竭虑，重整伦理，致力于构建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让道德伦理具有了本体论的依据，他把儒家伦理与宇宙本体统一于天理，通过把天理的伦理化，使其世俗化，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政治和道德原则，进而通过教化成为‘明人伦’而达到‘明天理’，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中华一统。”①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是一个由教育目的、价值、功能及方法等组成的严密思想体系：培养理想的人格是朱熹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变化气质”是道德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主敬涵养、格物正心、致知力行、循序渐进是朱熹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功夫。①朱熹这种致力于从哲学的高度构建道德体系的做法以及他的道德教育思想本身，都对我国当今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哲学的高度，我们才能认识道德的一般本质，才能把握道德的特点和道德标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种“自律型”的理想人格的培养，为我们克服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危害，遏制个人中心主义道德观的蔓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社会中的个人循序渐进地不断修养，说明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必然会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道德重在建设，每个人对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都负有责任，这为我们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