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武夷山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其奇伟秀拔的自然景观孕育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这深厚的文化逐步积淀成了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武夷文化。“武夷文化，是产生于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广大地区，以古越渔猎农耕文化为基础，以朱子理学为核心，融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于一体，具有神秘、整体、独创、兼容、辐射性的区域文化。”①武夷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朱子理学则是武夷文化最杰出的代表。
  朱子即朱熹（1130—1200），是我国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闽学派的代表人物，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涉及经学、史学、佛学、道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仅次于孔子的第二高峰。在朱熹一生中，有近50年是在武夷山度过的，遍布在武夷山大地上的朱子文化遗存，是展现朱子思想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品格的集体记忆。“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②对武夷山朱子文化遗存的系统梳理，让它鲜活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拾优良的道德传统，还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自觉投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设中去。
  一、朱子故居、朱子家训、朱熹齐家思想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登泰山揽胜必会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几乎成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山的象征。人们到曲阜参访孔庙、孔府、孔林，即“三孔”，通过参拜杏坛、倾听孔训、祭奠孔氏，重温孔子的谆谆教诲，感受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流淌在血液中的中华文化基因会被瞬间激活，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朱子文化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我国仅次于孔子的文化高峰，要瞻仰朱子，领略朱子文化，五夫镇应是最佳选择。
  五夫镇原名五夫里，建于晋代中期，迄今已历时1700年，历代名人辈出，境内遗址遗迹丰富，自古就有“邹鲁渊源”之称，是朱子理学的形成地。朱熹故居——紫阳楼遗址，就位于五夫镇府前村，在紫阳楼附近还有朱子巷、兴贤书院、兴贤古街、朱子社仓（朱熹用以救荒赈灾的粮仓）等古迹。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朱熹母子来到五夫，朱熹父亲生前在五夫的好友刘子羽特地为他们建造了这座房子。紫阳楼是朱熹以祖籍地徽州婺源的紫阳山命名。朱熹从15岁起在此定居，到晚年迁居建阳为止，住了近50年。历代屡经修建，后毁于民国，尚存遗址。1998年修复紫阳楼，五开间，内有半亩方塘、灵泉古井及朱子樟。紫阳楼素砖素瓦，一楼二进，楼内布局灵巧，文化气息浓郁。宅第布置了展览室和紫阳书堂以及轩、室、居等，正门两侧对联“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此为朱子治家格言的名句，正中央为朱子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悬“理学正宗”匾额。正厅紫阳书堂，是朱熹会客和讲学之处，内悬朱子建家立业的四个根本思想：“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①两侧书斋，分别是韦斋（纪念其父朱松）、敬斋（研读《易》）和义斋（研读《大学》）。后厅为“晦堂”，取名于朱熹的字“元晦”，内悬“慎终追远”匾额，偏墙大书一“孝”字。朱熹在紫阳楼求学、著书、布道，完成了他学术思想成型的重要阶段。
  参访朱子故居，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家在朱子思想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家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家族和家庭成为个人事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起家、保家、齐家、治家，是对家庭成员的基本要求，良好家风的建设和传承更是家族兴旺、延续的基本保障。在优良家风传承中，家训具有独特的作用，因而成了我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朱熹晚年所作的《朱子家训》，全文共三百一十七个字，言语简炼朴实，却能把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伦理理念、道德规范等核心要素融于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古人把家风概括为‘五常八德’，‘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①“五常八德”是规范传统社会“五伦”关系的基本规范，五伦关系即孟子提倡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五种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在《朱子家训》中，开篇就对五伦关系予以明确定位：“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此外，在《朱子家训》中，还对如何处理人己、义利、善恶等常见关系提出要求，作为家中子弟立身行事的准则。最后，朱熹认为五伦基本定位及处理基本关系的准则，“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若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朱熹要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齐家是前提、基础和关键。《朱子家训》“给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还告诫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文明的人。它教导我们的宽容、包容、内敛、内秀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彰显了中华文化无比宽广的胸襟和卓尔特立的价值观。”②朱熹在《朱子家训》中提倡的道德要求，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特别是他认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日用常行之道”，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武夷书院、朱子道德教育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朱熹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著述讲学，创办书院，制定学规，广纳生徒，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后世影响特别深远。书院是由民间创办的从事教学、学术研究的机构，宋代形成了较完善的书院制度，以相对灵活的教育方式培养人才，弥补官办教育机构的不足。“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依托于私人书院得以传扬，私人书院又以教授理学作为主要的教学任务，于是，理学与书院密不可分，趋于一体化。”①朱熹亲手创办了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武夷书院）和沧洲精舍（考亭书院），几十年间培养出来的门生数千计，这些门人来自闽、浙、赣、湘、皖等全国各地，武夷精舍、沧州精舍成了当年士子求学的理想之地，其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学者所创立的书院。朱熹门人多致力于教育，在武夷山下创建了大量的书院，如刘爚的云庄山房、蔡沉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所以，武夷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道南理窟”的理学名山。
  武夷书院即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朱文公祠，位于武夷山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辞官回到武夷山，在山中五曲隐屏峰下，带领他的弟子荷锄挑担、搬瓦垒石，营建了一座被称为“武夷之巨观”的书院——武夷精舍。武夷精舍设有房屋三间，中间是供讲学用的“仁智堂”，左右边分别设有供休息的“隐求斋”和接待亲友的“止宿寮”。武夷精舍落成后，朱熹在此著书讲学，广收门徒，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各地的求学者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了武夷山，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定、刘爚、黄榦、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和叶味道等人，都曾就学于此。朱熹的理学思想随之传播开，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即闽学。朱熹逝世之后，武夷精舍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历代都曾加以修建。南宋末，经扩建后改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武夷精舍毁于兵灾。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出资重建，改为朱文公祠，奉祀朱熹的神主，并以黄榦、蔡元定、刘爚、真德秀配享祭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鵷清、军御史及佥事肖乾元协力檄令县令王和重修葺，辟地百余丈，绕以围垣，前竖牌坊，匾上镌刻“武夷书院”。沿着牌坊稍进有楼五楹，名叫高明楼，正中大堂也有楼五楹，两庑各六间堂斋。全部构筑轩雅宏丽，并置田百亩作为祀事及修缮费之用，旁边又建屋数间，择朱子后裔一人世居管理。明万历年间，少司马陈省寓居武夷云窝时也曾修缮过武夷书院。明崇祯末年（1644年），陈黄门履贞又捐资修缮。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崇安县令韩士望又予以修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官方再度加以修建，由康熙皇帝赐予御笔“学达性天”匾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重修。既立堂宇以祀朱子，复在堂后盖屋数椽，而以赵清献（北宋学者、崇安县第二任县令）、胡安国、刘子翚等附祀。建筑物至今已毁，仅留存两庑。原址现竖立有福建著名书法家沈觐寿撰并书的“武夷精舍遗址”六字及介绍文字的碑刻。2002年，武夷山重建武夷书院，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建筑雄伟壮观，不改精舍原有的风格面貌。
  早在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军时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并为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规章制度，后来成为历代书院的范本，在武夷精舍中也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在武夷精舍时期，朱熹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刻印发行，这又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而使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进一步成为全面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道德教育思想是朱熹的教育思想乃至于整个理学思想体系的真正重心所在，在南宋社会那种宋金政权对垒、民族矛盾尖锐，道德价值体系几乎崩溃的历史背景下，朱熹殚精竭虑，重整伦理，致力于构建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让道德伦理具有了本体论的依据，他把儒家伦理与宇宙本体统一于天理，通过把天理的伦理化，使其世俗化，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政治和道德原则，进而通过教化成为‘明人伦’而达到‘明天理’，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中华一统。”①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是一个由教育目的、价值、功能及方法等组成的严密思想体系：培养理想的人格是朱熹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变化气质”是道德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主敬涵养、格物正心、致知力行、循序渐进是朱熹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功夫。①朱熹这种致力于从哲学的高度构建道德体系的做法以及他的道德教育思想本身，都对我国当今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哲学的高度，我们才能认识道德的一般本质，才能把握道德的特点和道德标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种“自律型”的理想人格的培养，为我们克服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危害，遏制个人中心主义道德观的蔓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社会中的个人循序渐进地不断修养，说明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必然会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道德重在建设，每个人对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都负有责任，这为我们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三、朱子摩崖石刻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武夷山摩崖石刻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最形象、生动的表达。武夷山摩崖石刻始于东晋，历史跨度悠久；石刻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内容涉及范围广泛，博大精深；表现形式真草隶篆，丰富多彩。理学宗师朱熹，酷爱大自然，精通诗文，又是书法大家，其题壁摩崖实为武夷山的文化瑰宝。朱熹在武夷山现存摩崖题刻共13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②
  1．哲理题刻。武夷山现存朱熹亲题蕴含理学思想的有“逝者如斯”、“天心明月”及“忠孝”等三方。“逝者如斯”四字镌于六曲响声岩，四字出典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朱熹观物体道，认为道体之流行犹如川流不息的自然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衍化过程，表达了朱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心明月”刻于二曲溪南的楼阁岩，揭示了朱熹本体论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朱熹用这四个字阐释“理一分殊”的哲理，“理一分殊”犹如“月映万川”：一理摄万理，犹如天上一月散而为江河湖海之万月；万理归于一理，犹散江河湖海之万月，本是天上之一月。“忠孝”两字镌于二曲溪南的勒马岩，表达了朱熹理学体现为伦理本位的思想特点。
  2．诗文题刻。朱熹在武夷山的诗文题刻主要就是《九曲棹歌》。《九曲棹歌》共十首，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讲学时镌刻于石，是最早赞美九曲溪两岸优美风光的棹歌。《九曲棹歌》十首全部镌刻于九曲溪各曲岩壁，经800余年的风吹日晒，至今尚存刻于一曲水光石、二曲勒马岩、四曲题诗岩、五曲晚对峰、六曲响声岩、八曲上水狮岩等6方诗文。《九曲棹歌》开歌九曲溪之先河，写景写情，寓情于景，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传播海内外，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
  3．纪游题刻。朱熹偕友游览武夷名胜的纪游题刻现存仅两方，都在六曲响声岩。一方刻于淳熙二年（1175年），全文为：“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共、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另一方镌于淳熙五年（1178年），全文为：“淳熙戊戌八月乙未，刘彦集、岳卿、纯叟，寥子晦，朱仲晦来。”这两方题刻具有明确的时间、人物，对研究朱熹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4．景名题刻。朱熹在武夷山的景名题刻也仅存“小九曲”、“茶灶”两方。“小九曲”刻于四曲溪北的金鸡岩，岩前试剑石突兀溪中，曲流通幽，大藏峰和仙钓台隔溪耸立，颇具九曲神韵，故称小九曲；“茶灶”刻于五曲溪中茶灶石上，茶灶石为一块天然洲石，朱熹经常偕友到石上煮茗论道。
  朱熹饱满、遒劲的摩崖石刻不仅是书法中的珍品，展现了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独有魅力，还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朱熹以热情洋溢的感情、优美的诗文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揭示了武夷山罕见的自然美——“万古山水茶”。而朱熹富有哲理的词刻，则积淀着武夷山深厚的人文美，这就是武夷山的“千载儒释道”。这样，朱熹摩崖石刻展现了武夷山自然美与人文美的完美结合，让人泛舟九曲，既惊叹于祖国的壮美河山，又为祖国的珍贵历史文化艺术而自豪，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四、朱子理学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武夷山是一座集儒、佛、道一体的三教名山。自秦汉以来，众多的道士、禅僧在武夷山留下了不少宫观、道院和寺庙，这里也是我国南宋朱子理学的摇篮。武夷山“为新儒家学说（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起支配性作用并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哲学和政府的信条）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背景。”①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孕育、成熟、传播、发展，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是武夷山最深厚的文化遗存。
  朱熹继承孔孟以来的儒学传统，又吸取佛、道思想，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朱子理学。在本体论上，朱熹以“理”作为世界的本源，取代传统儒学中“天”的地位，使汉代儒学构建的“天命论”“天人感应”的神学发展为“天理观”“天人一本”的理学，使儒学哲学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伦理理论方面，朱熹把仁与天理相联系，以体用阐述仁、爱，并秉承程颐“性即理”的命题，以“性”为枢纽，使道德论与宇宙论合而为一，使“天理”外化为纲常名教，建立了本体论的伦理思想体系；在心性论方面，朱熹在总结前人心性思想和吸收佛教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心性论思想体系，使理性的思辨哲学逐步取代隋唐以来盛行的宗教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朱熹提倡格物致知，要求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道德践履中把握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朱子理学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从宋末历元明清的七百余年被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对我国南宋以后七百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和日常生活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深刻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自13世纪起，朱子理学向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域传播，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表征。欧洲启蒙思想家自16世纪开始接触朱子理学，并从中汲取理论素养，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朱子理学可以说达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现今对朱子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作为“理学名邦”、“道南理窟”的武夷山，先后出现过一大批理学家和受理学思想熏陶的硕儒名臣，同时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学子求学问道和名人高士寻幽览胜，因此，武夷山向被称为“三朝理学之薮”。“据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宋元明清（迄乾隆初）四朝，仅先后在崇安武夷山景区内隐居的文人高士就有19人，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43人，来武夷山优游寻胜的学者名臣387名，其中著名理学家47名。”②与他们活动有关的文物和文化遗存遍布武夷山，虽经历数百年风雨侵蚀，仍随处可见。朱子理学遗存在武夷山展现出以下两大特点：一是数量众多，武夷山脉各县与朱子理学相关的历史遗迹151处（件），其中，武夷山市境内达77处（件），占一半以上；二是类型丰富，有故居、书院、读书处、祀祠、墓葬、碑铭、墨宝、遗物及活动踪迹。①这些丰厚的理学文化遗存，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进行艰苦理论构建的宝贵品质，是中华民族哲学思辨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见证，不仅是我们研究朱子理学、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建设的勇气、自信。
  综上所述，武夷山朱子文化遗存，蕴含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理想人格的道德教育精神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文化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②在全球一体化、东西方文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挖掘、梳理、宣传朱子文化遗存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既可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
  （原刊于《武夷学院学报》第35卷第4期，2016年4月）

①马照南：《武夷文化的源流与特征》，《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3年第3期，第29～32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8页。 ①朱锦富编著：《朱氏家训》，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①陆树程、郁蓓蓓：《家风传承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4～20页。 ②朱杰人：《朱子家训的普世价值》，《三明日报》2010年10月17日。 ①吴邦才主编：《武夷文化选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①姚进生：《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论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①姚进生：《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9期，第103～108页。 ②刘秀萍：《朱熹在武夷山史迹考》，《福建文博》2014年第2期，第40～44页。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陈培等译：《世界遗产大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598页。 ②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3页。 ①黄胜科：《朱子理学是武夷山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载福建省闽学研究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编《闽学与武夷山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武夷山，2006年，第1～4页。 ②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