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八朝名臣言行录》是朱熹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全书24卷，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小传，二是言行事迹。其宗旨就是用历朝名臣言行之迹补益世教，正如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的《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云，其目的是“有补于世教”。①该书一经刊行，影响深远。其品评人物史书，留下许多他书没有的宝贵材料，体现了朱熹求实的史学精神。该书开创了“名臣言行录”这样一种体裁，前此未见，后宋、元、明、清代有续仿之作。南宋朱傅良在《止斋集》卷二十七，也赞朱熹为“当今良史之才”。
  朱熹原本《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刊印时间，据清王懋竑撰《朱熹年谱》卷二有载，《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于乾道八年（1172年），时朱熹43岁。朱熹生活的宋代图书事业兴盛，是我国印本书发行的黄金时代。北宋初期的刻书主要限于官方刻书，到熙宁元年之后，私刻坊刻大量兴起，建阳刻书业也应从此时开始兴起，其后全国形成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刻的称为浙本，四川刻印的称为蜀本，福建所刻印的称为“闽本”、“建本”。福建刻书业分布在福州、莆田、建阳等地，而以建阳地区最为集中。而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建本更多指的是麻沙、崇化所刻印的书籍，也称为“麻沙本”。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①可见当时建阳版本书籍的数量之多，流传之广。朱熹终年71岁，有60多年在福建，50多年生活在崇安（现武夷山）、建阳一带，建阳是朱熹的第二故乡。朱熹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建阳著书立说以及与其生徒创设书院，传播文化，讲学论道。因长年居住福建建阳，所以他对建本尤为熟悉。朱熹曾说：“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熹本人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建阳刻板的，都是建本。依嘉靖《建阳县志》卷五《书院》记载：“同文书院在崇化里，宋乾道间朱文公建以贮图书。”同文书院是朱熹雇工匠为他刻书的地方，所刊刻书籍多是朱熹所著。
  初朱熹编成《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在建阳麻沙分印流行，后来两书合在一起刊印，称《八朝名臣言行录》。而《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的前后几年，正是朱熹在同文书院著作刊印大丰收的季节，同时间著书的还有《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序例》《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等。《八朝名臣言行录》这些著作上不见有“同文书院”刊书的牌记，所用刊书名义是人人都可署名的“建阳书坊”。
  在《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第二年，朱熹好友吕祖谦对此反应很大。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博学多识，与朱熹、张栻等友善，时称东南三贤。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见《东莱集》别集卷八《与朱元晦》）曾问朱熹，最近麻沙印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板样颇与《精义》相似，是否是朱熹所作，认为其间有许多颇有考订商量处，希望能请教于朱熹。朱熹的回信可能有点晚，于是吕祖谦又写信给另一南宋大臣、学者汪应辰（见《东莱集》别集卷七《与汪端明》）曰：“近建宁刊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尝过目否？”朱熹后予以回信，至于吕祖谦认为《五朝名臣言行录》需考订商量处是什么，以及朱熹态度如何，是否做出修改，后来学者另作探讨。但此两信，皆提及朱熹刊印此书于建阳麻沙。吕祖谦逝世于淳熙八年（1183年），朱熹此书成于乾道八年（1172年），因此，吕、朱之辩必是吕祖谦生前的淳熙间（1174—1189）。吕朱之辩一方面体现了史学家严谨的学问态度，从考证上也为鉴定此书最早刻本为宋建本提供了一个较为准确的参照值。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