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晚号晦庵，别称紫阳。朱熹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朱熹一生博览群书，知识广博，著作宏富，著书70余部，460卷。元人虞集云：“今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著作及思想影响历代至今。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大量材料表明，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版本学家。《八朝名臣言行录》是朱熹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朱熹所亲自刻印，该书记载了北宋一百零四位名臣的言行事迹，是北宋当代史的人物资料汇编。该书保存了大量罕见的史料，这对于后世学者从事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八朝名臣言行录》的最早刻本为建本，为了使人们对这部史书的版本有更全面的了解，兹将其建本流传过程考略如下，以作为研究它的参稽。
  一、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建本考述
  《八朝名臣言行录》是朱熹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全书24卷，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小传，二是言行事迹。其宗旨就是用历朝名臣言行之迹补益世教，正如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的《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云，其目的是“有补于世教”。①该书一经刊行，影响深远。其品评人物史书，留下许多他书没有的宝贵材料，体现了朱熹求实的史学精神。该书开创了“名臣言行录”这样一种体裁，前此未见，后宋、元、明、清代有续仿之作。南宋朱傅良在《止斋集》卷二十七，也赞朱熹为“当今良史之才”。
  朱熹原本《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刊印时间，据清王懋竑撰《朱熹年谱》卷二有载，《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于乾道八年（1172年），时朱熹43岁。朱熹生活的宋代图书事业兴盛，是我国印本书发行的黄金时代。北宋初期的刻书主要限于官方刻书，到熙宁元年之后，私刻坊刻大量兴起，建阳刻书业也应从此时开始兴起，其后全国形成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刻的称为浙本，四川刻印的称为蜀本，福建所刻印的称为“闽本”、“建本”。福建刻书业分布在福州、莆田、建阳等地，而以建阳地区最为集中。而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建本更多指的是麻沙、崇化所刻印的书籍，也称为“麻沙本”。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①可见当时建阳版本书籍的数量之多，流传之广。朱熹终年71岁，有60多年在福建，50多年生活在崇安（现武夷山）、建阳一带，建阳是朱熹的第二故乡。朱熹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建阳著书立说以及与其生徒创设书院，传播文化，讲学论道。因长年居住福建建阳，所以他对建本尤为熟悉。朱熹曾说：“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熹本人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建阳刻板的，都是建本。依嘉靖《建阳县志》卷五《书院》记载：“同文书院在崇化里，宋乾道间朱文公建以贮图书。”同文书院是朱熹雇工匠为他刻书的地方，所刊刻书籍多是朱熹所著。
  初朱熹编成《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在建阳麻沙分印流行，后来两书合在一起刊印，称《八朝名臣言行录》。而《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的前后几年，正是朱熹在同文书院著作刊印大丰收的季节，同时间著书的还有《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序例》《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等。《八朝名臣言行录》这些著作上不见有“同文书院”刊书的牌记，所用刊书名义是人人都可署名的“建阳书坊”。
  在《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第二年，朱熹好友吕祖谦对此反应很大。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博学多识，与朱熹、张栻等友善，时称东南三贤。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见《东莱集》别集卷八《与朱元晦》）曾问朱熹，最近麻沙印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板样颇与《精义》相似，是否是朱熹所作，认为其间有许多颇有考订商量处，希望能请教于朱熹。朱熹的回信可能有点晚，于是吕祖谦又写信给另一南宋大臣、学者汪应辰（见《东莱集》别集卷七《与汪端明》）曰：“近建宁刊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尝过目否？”朱熹后予以回信，至于吕祖谦认为《五朝名臣言行录》需考订商量处是什么，以及朱熹态度如何，是否做出修改，后来学者另作探讨。但此两信，皆提及朱熹刊印此书于建阳麻沙。吕祖谦逝世于淳熙八年（1183年），朱熹此书成于乾道八年（1172年），因此，吕、朱之辩必是吕祖谦生前的淳熙间（1174—1189）。吕朱之辩一方面体现了史学家严谨的学问态度，从考证上也为鉴定此书最早刻本为宋建本提供了一个较为准确的参照值。①
  二、《八朝名臣言行录》建本流传
  （一）《八朝名臣言行录》之宋本
  宋代从刻书规模和数量而言，坊刻居前，传世的宋代建刻本大多是书坊刻本。当时建阳麻沙及周围十多华里的崇化等地都若众星捧月般出版书籍，成为福建乃至全国最大的书市。建本书籍可谓“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老字号建阳书坊的书籍行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书贾也云集建阳书坊批销书籍。因宋建本内容四部俱印，其中以经、史、子部儒家、医学、类书、文人别集为主，子部儒家类、理学人物的著作为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宋代重科举，经书为考场的必读之书，另外南宋理学盛行，建阳乃考亭故居，朱熹弟子众多，莆田方伯谟曾撰文称“朱公之徒数千人”，因此，朱熹著作刻印流传极广。但朱熹原本《八朝名臣言行录》复刻极少，之后出现的李幼武续辑的《宋名臣言行录》的刊印，则在民间流传。以下将《八朝名臣言行录》宋时版本，分述如下：
  1．朱熹原本复刻较稀少，记载不多
  朱熹建本原本是否有修改或复刻如何？在宋末是否已佚？朱熹原本是否在吕、朱之辩后，朱熹本人有做删削或其弟子在后世的刻本中有修改，未有实证。但依《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一后附“王岩叟编《魏公别录》”等，末有“子阖窃考”一段，署“淳熙五年五月十二日朝奉郎新通判庐州军州事赐绯鱼袋晁子阖题”，说明此本刻于淳熙五年之后，且补入了一些考订。
  《四部丛刊初编书录提要》云：世行《名臣言行录》皆以李幼武续录为一书，陈均《编年备要》引用书名即然；是朱子单行之本，宋季已罕传矣。惟《直斋书录》载《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为著录家所仅见。取校洪莹仿宋刊本，方知删削甚多，则此洵为朱子原书也。由此可见，南宋陈振孙在他所撰的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未有删削，应为朱熹原本。宋末元初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读史·名臣言行录》，所用本子应是“朱子单行之本”。依据之处在于黄震所读的在于陈瓘、陈襄之间，有邵雍言行之迹的读书札记，而在后世李衡的删节本，后集于陈瓘、陈襄之间，已有邵雍言行之迹，即邵雍言行之迹移至外集卷五。因此可推断，南宋末年，朱熹建本仍然存在，并不是“宋季已罕传矣”。①
  2．李衡校正、李幼武续辑之合刊刻本的流传
  李衡（1100—1178）字彦平，号乐庵江都人，史载“衡幼善博诵，为文操笔立就”，是南宋著名的《论语》学家、易学家和思想家。南宋初期战乱不止，不少北方人民及士大夫南迁。李衡于绍兴初避地至昆山，聚书逾万卷，著作丰富。朱熹与李衡曾同朝几十年。朱熹与李衡的至交吴斗南多有书信往来，吴斗南曾讲学于朱熹之门。②李衡校正的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前集、后集，对《八朝名臣言行录》进行删节，虽然体例变动不大，但正文、注文却大幅度缩减，甚至误校，亦有注文混入正文的情形。实为删节原本后的版本。删节本卷首载宋人李居安序文。朱熹所著《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前署“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关于李衡校正朱熹所著《五朝名臣言行录》，《天禄琳琅书目》认为此李衡即《宋史》所载之李衡，云：“其校正之李衡，《宋史》载为江都人，字彦平。”但李伟国《八朝名臣录》校点说明认为《宋史》和其他资料均只说李衡号乐庵，未提至号太平老圃，亦未提到李衡曾校正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李幼武，出生年月不详，字士英，南宋吉州庐陵人（今江西吉安），理宗时仿朱熹此书体例，续辑《皇朝名臣言行录》《四朝名臣言行录》《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三集，最早也是在建阳刻印，即“宋麻沙本”。宋理宗景定间，李幼武以李衡校正本与其所著的《皇朝名臣言行录续录》《四朝名臣言行录》《皇朝名臣言行录》数种合刻，统称为前、后、续、别、外集，共七十五卷。其前后即朱熹所编两种，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李幼武撰续集、别集、外集五十一卷。共收入北宋以及南宋人物二百二十五人，书名为《皇朝名臣言行录》，后世称为《宋名臣言行录》。
  之后，由李幼武续撰的《宋名臣言行录》，逐渐取代朱熹原书在民间广为流传，卷均系衔“晦庵先生朱熹纂辑、太平老圃李衡校正”，历元、明、清三代未变。
  （二）《八朝名臣言行录》之元至民国较有代表性的版本
  元代规定明经一科的四书、五经用程朱理学的注本，又诏定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此后，元、明、明、清三代均“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元末至正癸卯（1363年），称为图书之府的麻沙镇，因遭兵火而毁，之后独盛为崇化书坊，书籍发行四方。明代，福建书业再攀高峰，全省各地均有刊书，而建本发行业绩三居全国首位。到了清代，因清廷实行文字狱等文化政策，建阳书坊终谢幕于咸丰间，如清翁白《梅庄诗草》卷四言，“今闽版书本绝矣”，“建本不复地岭”。
  元、明、清至民国时期，自宋末至清末，朱熹《名臣言行录》原本几乎无人提及，古代学者的议论，除了吕祖谦、张惇、吕中、黄震、允礼等人以外，依据的都是经过删节的本子。元至民国，李幼武合刊的版本多次被翻刻，有合刊复刻，有分五朝、三朝翻刻，以及有单刻者，较有代表性的建本及其他刻印版本有：
  1．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建阳书肆刊题宋朱熹辑《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与李幼武辑《续集》八卷、别集十三卷、外集十三卷、新集十三卷合刊本，此本为李幼武以李衡校正本与其所著的《皇朝名臣言行录续录》《四朝名臣言行录》《皇朝名臣言行录》合刊复刻。①
  2．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王国楠等刻本。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乾隆二年（1737年）林云铭、朱烈、杨云服等递修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分成五朝、三朝者，清道光元年（1821年）歙绩学堂洪氏仿宋刻本。民国十八年（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海盐张氏沙园藏宋刊本《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单刻《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者则有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刊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
  三、现今《八朝名臣言行录》流传版本
  一是李幼武以李衡校正本与其所著三种合刊的前、后、续、别、外集的版本，共七十五卷，以明张采校刻本和清洪莹、顾千里校刻本为主要参校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的《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所收的清同治七年临川桂氏重刊洪莹刻本即为此本。二是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影印上海涵芬楼借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刊本，为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今北京图书馆所藏袁藏本，为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二十，即淳熙建本。
  以上是对《八朝名臣言行录》建本流传简要的考述。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曾说：“流传至现在的宋版书，以建本为多，自然其中不乏刻书精美与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如今留下的大量传世建本，为保存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重大贡献。《八朝名臣言行录》是朱熹著作中少有的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人物传记的资料汇编，同时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为后世学者从事文献考证、校勘和辑佚等提供了便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②笔者从版本学角度对其建本进行考略，希望能为《八朝名臣言行录》的整理与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原刊于《武夷学院学报》第34卷第11期，2015年11月）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①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67、81页。 ①方彦寿：《福建古书之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44～46页。 ①朱杰人：《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320页。 ②王社庄：《南宋学者李衡事迹考述》，《兰台世界》2013年第13期，第81～82页。 ①徐俐华：《武夷文籍择录》，北京：华艺出版社，2011年，第414～415页。 ②赵晓鑫：《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价值探析》，《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