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奇大升（1527—1572），朝鲜朝哲学家，字明彦，号高峰、存斋。历任弘文馆应教、司宪府执义、承政院承旨、工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等职。1559年后，围绕“四端七情”同李滉展开辩论，开始朝鲜朝历时300年的“四七论争”。在政治上，他要求广开言路，举贤者，理财养民，提倡治心修身，致诚尽礼，主张“至治主义”政治理念。著有《朱子文录》《论思录》《往复书函集》《宗系奏文》《高峰集》等。
  奇大升对《武夷棹歌》的解读，主要缘于李滉的请教。对李滉“何取何舍”，乃至“莫适所从”，①奇大升在其信中认为，“九曲十章，因物起兴，以写胸中之趣”，且“其意之所寓、其言之所宣，固皆清高和厚冲澹洒落，直与浴沂气象”，根本不会有“入道次第”等寓意存在，因为即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朱熹，对其“圣贤心事”，恐怕不会如此古怪难解。以此为基调，奇大升对《武夷棹歌》依次进行对比阐述。
  奇大升最难以接受的是陈普有关二曲和三曲的“远色之戒”和“舍生之旨”的解释。“远色之戒”，乃出自陈普对二曲之“此首言学道，由远色而入”②一句而来，至于“舍生之旨”，乃是陈普对三曲注释的概语，奇大升把陈普所言人世间的一切“荣辱得丧”、“血肉之躯”和“利欲之心”，统而称之为“舍生之旨”，可谓言之有理。
  解读四曲的同时，奇大升对“颇好”“厥注”的金麟厚则用“可怪”一词来点评，认为按照常理应该是先有“疑”再有“悟”，哪有“悟”后又“大疑”呢？一语道破金麟厚认知逻辑上存在的矛盾之处。对五曲的“林间有客”，奇大升认为是朱熹自喻，五曲作为武夷精舍所在地，应该是朱熹“深居”且“藏用之宝”之处，如此硕儒居住之处怎么会是“学问有疑处”呢？纯粹是注家不得其要领之结论。继之，奇大升借助朱熹“深爱”①的王维《漆园》一诗，阐释朱熹悠然自得的山水情怀。《漆园》一诗所言正是王维一贯追求的隐逸恬退、自甘淡泊之境界，与五曲之意境不谋而合，此可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②
  奇大升主张不应该“拘拘牵譬、一一安排”，即便是存在更深层次的“深趣”，那也是“寓兴”而发，绝非金麟厚所言“道丧千年圣路湮”，如此寓“景”以“道”，那么，“毫厘”之差终究会导致“千里”之“缪”。故云：
  盖此十章虽不可拘拘牵譬、一一安排，而其间亦有意思，跃如处此，则不可谓专，无意于寓兴也。如一曲曰：“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峰锁翠烟”者，分明若有意焉。然亦岂以是为悼道之湮废而发哉？盖即其所遇之境，而发其所感之意，故意与境真，而其言自有深趣。此其所以为朱子之诗也。若既有形容景物之意，又有援譬道学之意，则便成二心矣。此不惟吟咏之间，失其性情之正。而学问之际，亦恐差毫厘而缪千里也。③
  奇大升完全同意李滉之“无学问次第意思”、却是“注者穿凿附会，节节牵合”④观点，李滉也通过奇大升的点评，最终得出“大抵九曲十绝，并初无学问次第意思。而注者穿凿附会，节节牵合，皆非先生本意”⑤之结论。
  至于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朝鲜朝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今都在学界称颂。对此，朝鲜朝文人李植（1584—1647）评价曰：“故后来诸儒以为不但公实取裁于退溪，退溪亦多见益于公云。又谓公之于退溪，若横渠之于程氏，西山之于晦庵，斯言得之矣。”①同期文人赵相禹（1582—1657）在其《书高峰退溪两先生往复书后》一文中，借用朱熹与蔡元定之间的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描述二人关系：“奇高峰之于退溪李先生，犹蔡元定之于晦庵朱夫子也。朱夫子则虽以宿师老友待元定，而元定则必执弟子之礼而事之。故其时未闻有两夫子并称之说，而元定自为元定，朱子自为朱子也。今夫两先生之道德高下、学问浅深，非謏见后生所得以优劣。而以其书见之，则盖想其高峰以门徒自处，而以先生事退溪之意也。其于论议答问之时，书札往复之际，必称先生，是知高峰以退溪为先生而矜式矣。然则高峰生时，亦不敢比肩于先生，而尽其师事之道。……夫如是则高峰自为高峰，退溪自为退溪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