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朝士林解读《武夷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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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7539
颗粒名称: 一、朝鲜朝士林解读《武夷棹歌》
分类号: B244.75
页数: 3
页码: 233-235
摘要: 本文通过对金麟厚、赵翼和宋时烈等人的诗文解读,探讨了他们对《武夷棹歌》的理解和感悟。金麟厚虽然没有对《武夷棹歌》进行系统的论述和注释,但他的《书武夷九曲后》一文反映了其对《武夷棹歌》的独到理解。赵翼则对陈普的注解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补充,认为陈普的注解符合朱熹的本意。宋时烈则主张《武夷棹歌》是“学问之道论”。这些解读不仅展示了诗人对《武夷棹歌》的感悟和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对诗歌艺术和人生哲学的不同看法。
关键词: 诗歌解读 儒家文化 朱熹

内容

畿湖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金麟厚(1510—1560)尽管没有对《武夷棹歌》进行井然有序的论述和逻辑严密的注释,但其《书武夷九曲后》①一文浓缩了其对《武夷棹歌》的感悟和理解。此文是诗人为其两位女婿而写的七言绝句。诗人把陈普(1244—1315)的“进道”置换成“进学”,但继续套用了陈普“工夫”、“次第”、“分明”等语词,其直白和坦率甚至令人怀疑其作为诗歌文本理应具备的抒情浓度。诗人直言不讳地指出,“进学”的“工夫”不在“他处”,“分明”的“次第”应该自己默默领会才是。继之,金麟厚运用七言绝句格式连解一、二、三曲。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金麟厚之“解”与朱熹诗句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诗人只是借用诗歌形式阐述自己对《武夷棹歌》的理解和感悟而已。既然“道丧”已有千年、加之“圣路”也早已湮塞,连天体制高点上的耀眼太阳都精神气儿不足、昏暗不明,幸亏带有夕阳之光的云霭雾气,明月照尖东更有一番新意。“道丧千年圣路湮”一句,乃陈普“孔孟去后,道统久绝”之语的另一种表述。交错在一起的“外物”最引人注目、心中的“艳色”又让人很容易“流迁”。诗人指出利欲功名、妖艳美色等身外之物在“进学工夫”过程中的种种困扰,强调如若做好“进学工夫”,理应超脱物欲之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应该“行庭不见艮其背”,应该从今开始一心向着本然。有志于“进学工夫”之人,应该心怀大志,因为从古至今光明和昏暗始终同在,修身齐家就应该心无杂念,否则如同投身于饿虎成群的“饿虎林”一样,危险万千。
  面对李滉和奇大升对陈普之“注”所言“有疑”和“直诋斥之”,赵翼(1579—1655)特书《读退溪、高峰论武夷诗书》②一文,认为“退溪有疑焉,高峰直诋斥之。不知先辈所见何如是径庭,而高峰之论,尤所不可晓也。”在此基础上,作者首先肯定“刘氏注”,认为如果说此注“辞语未畅达则可”,但言其“非朱子意”,“则窃恐决不然”,认为“刘氏注”还是切中要害,正确阐释了朱熹诗作本然的意义。继之,赵翼对金麟厚、李滉和奇大升三人的观点进行逐一对比分析,最终得出“以三先生所论言之,则窃恐河西为得之”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赵翼所言“刘氏”乃刘概,在此文中前后出现7次之多,其实,此“刘氏”所指就是陈普,刘概只是在陈普之注末附了短短的跋文而已。
  赵翼对《武夷棹歌》解读,可谓贯穿其后半生,乃至针对“颇似不切”、“未甚发明”的陈普之注进行更周详的注解,以便“以浅见略为解释”,其《武夷棹歌十首解》,①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对比阅读“戊寅(1638年)孟春”所写的赵翼之“解”和元大德八年(1304年)刊印出版的陈普之“注”,前者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是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前者所用众多与后者相差无几的用词上,如“进道次第”与“进道次序”、“上钓船,言始为学也”与“上钓船者,着脚向学之意”、“远色”与“女色之害”、“屏绝此心”与“宜先屏绝”、“静而能安”与“能静能安”、“下学而上达”与“由下学而上达”等。不过,渊源毕竟是影响与接受,故不存在对等关系。从这一点上,赵翼之“解”可谓是陈普之“注”的详解和扩展,简言之,前者为后者之扩容版。无论在立意、用词,还是文脉,赵翼均沿用了陈普之意。以此为基础,赵翼完成了对陈普之“注”的补充和延伸。如对“虹桥一断无消息”,前者云,“言自桥之断,人未有得度者……喻此道之绝久矣”;再如,主观化色彩非常浓厚的有关“架壑船”的阐释都属此类。借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赵翼之“解”比陈普之“注”更为周密详明、更为通俗易懂。的确,赵翼“以浅见略为解释”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颇似不切,亦似未甚发明”的陈普之注。《武夷棹歌十首解》,乃经过二十年漫长而缜密思考之结果。“戊午(1618年)冬”始“得而读之”时,赵翼脑海里留下“托意分明”印记的《武夷棹歌》,时过二十年之后的“戊寅(1638年)孟春”“观之”,当初的印记依然如旧,认为“其大意似或得之”,只是因“辞语颇杂乱”、“复就加删改如是”而已,可见其基本主张历经二十年岁月也未曾改变。
  宋时烈(1607—1689)对李滉和奇大升的主张高举反旗,主张《武夷棹歌》为“学问之道论”。对《武夷棹歌》第九曲中的“将穷”和“桑麻平川”以“无穷之趣”一词来统而代之的李滉,宋时烈始终觉得有种意犹未尽之感,所以分别解读为“无限意趣”和“境外真妙处”。继之,宋时烈在其《论武夷棹歌九曲诗》②一文中指出:“豁然则以学问之道论之,是万理明尽,一疵不存之后。”尽管宋文运用“常理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之意”来阐释“将穷”和“桑麻平川”所蕴含的深奥的哲理意蕴,但他最终还是认为李滉“恐非阐扬此曲之意”、奇大升则“阐扬意少而禁切意多”。宋时烈这位志得意满的士林领袖,置学友金寿增(1624—1701)“勿以语人”之忠告于不顾、甘冒“孤陋浅见,敢论先贤得失,罪不可赎”之不韪,直接与世人皆仰的大前辈李滉和奇大升高唱反调,不隐匿藏掖、自信满满地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大家风范犹然可见,勇气可嘉矣!

知识出处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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