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曾经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剧变下，中国人对于传统儒学开始产生许多正反不同的评价，儒学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况。这些评价常常反映出一种时代的焦虑与不确定的心理。儒家的精神会在现代文明当中逐渐退却，被扫进历史吗？或者儒学会像某些乐观者所言，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文明解药，带领全人类走出工具理性的思维？又或者儒学研究将展现出其他我们意想不到的面貌？
  （一）儒学研究在当代社会的现况与反思
  潘朝阳先生曾对台湾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提出这样的描述：
  台湾当代新儒学数十年来大体上只在学院中作为一种学术和思想而存在……整体儒家理想似乎尚未落实在台湾的社会和政治土壤中着根，尤其是从传统农耕社会转型为全球化工商业社会的都会文明型态之台湾，当代台湾儒学似乎像是漂浮于土地之上的飞尘，与人民之生活世界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鸿沟。①
  这段描述相当符合当代儒学研究的景况。儒学研究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和一般人的生活越离越远，不再起着启迪心灵的作用，被视为一种文化史的研究。一般人对于儒学研究的漠视，其实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而产生的文化不自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儒学研究是否能够切中时代的需求。
  儒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长存，是因为他切合传统社会的需要。若希望儒学能够继续延续，首先，它必须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学理研究，重新用当代的眼光对传统儒学进行理解，并在不带任何预设的前提下，理性地认识儒学的特质。
  民族的不自信或者过度自信，常使得当代儒学研究面临了能否客观公正的考验。多元文化的社会情境和学术研究典范的转移则是当今儒学研究最大的困难所在。多元文化的涌入，以及学院中西学思辨方法的基础训练，这让中西文化的融合或消长成为一个很自然的景况。现在的社会情境不比从前，现代人所接受的文化熏陶也和过去的传统儒家不一样，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过去经验和先备知识②的影响，这些因素让我们看待传统学术的角度和眼光都不一样了。
  结合当代的文化脉络与学术思潮，对儒学进行重新诠释，这是一种新型态的儒学研究，当代新儒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对于这类型的研究，有些学者提出的看法很具有参考性：
  “五四”以后，出现了以保守主义自居的新儒家，其对儒家价值的肯定，不过就在于能从中引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至少，两种价值是不相矛盾的。可见，对新儒家来说，儒家价值的现实性，不过仅此而已。现在，当代的新儒家应该更向前推进一步，即重新强调自身价值的普世性，乃至数千年中国道路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①
  他们认为，“儒家的基本价值”虽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应等同于西方那套主流价值，即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所谓普世价值。否则，儒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何在？企图从儒家传统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其实是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更不能解释数千年中国道路的特殊性。②
  笔者认为，新儒家的研究是有其时代意义的。如果儒家所提出的义理是正确的，那么，在不同的理论体系当中，它将经得起多方的检证或考验。在不同理论的交互参照当中，自然能展现出儒学的理念的普世价值。这就像月映万川的道理一样，不同的人来看，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感觉到合理，这也是儒学可以在中国社会被普遍接受的原因。这不也是一种“理一而分殊”吗？
  西方学术研究的标准，已经成为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典范，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以新的学术方法进行儒学的重新整理，应该不是一件坏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学并没有被取代，反而在朱子手中变得更加深刻。历史的进程，证明了儒学的生命力！然而，以西方的学术典范进行儒学研究，确实面临了“横材入灶，扦格难合”的景况。例如，前面提过的工夫论的理解预设了身心修持，不同于西方的理解方式的问题。如何能够保留儒学的核心内涵，而不致于发生买椟还珠的遗憾，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关于普世性的省思
  有些学者认为儒家维护了封建秩序，满足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受到统治者的推崇，才站上传统学术的统治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儒学之所以被中国社会长久地奉行，是因为他切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成为一种能被普遍认可的道理。朱子也并非只是单纯的学术整理，而是进一步加深了核心的问题意识，所以能够打动人、说服人。笔者认为这是儒学能够一直居于学术正统地位的主要原因。
  一个道德信念能够在历史的考验中被大家长久地遵循，并非单一的个人或者政治集团所能左右。儒学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政治上是有利的，但不能以某个层面的作用来作为它能被普遍接受的原因。在历朝历代的政治变迁中，儒家所代表的道德信念，始终是中国社会内隐的道德罗盘。从历代的诗歌、散文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与歌颂，常常表现出一种令人动容的真挚的情感。这些，难道是政治力的干预所能产生的吗？从社会层面来看，儒家的主张保障了整体社群的最大利益。他不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在五伦的基础上，调和了每一个人的需求，这是大家都能共同接受的主要原因。从个人的角度分析，它满足了深层的人心需求、价值与意义的问题。再者，它说得合情合理、适切中肯，所以才能够打动人心。
  儒家对于人性本质的掌握，从根本上解释了人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说明是跨跨越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儒家所强调的“仁心之发用”，这一道理使我们明白：“个人不能只考虑个人自己”——这是社会伦理的基础；“企业不能只考虑企业自己”——这是企业伦理的基础；“人类不能只考虑人类自己”——这是环境伦理的基础，这些考虑都是“仁心发用”的结果。
  一个社会要能够长久合理地运作，必须要建立许多共同的制度与规范。这些外在的规范要能内化为社群成员的内在道德标准，才能具有持久并且有效的约束力。要建立出一套经得起理性的省察、合乎整体社群最大利益，并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道德理论并不容易，往往需要千百年的时间逐渐磨合而成。儒家以五伦为基础的道德理论是情、理结合的，其信念与标准不仅使个人情感得到满足，也最大化了整体社群的利益，这是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共同接受的基础。许多规范与教条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但是这种实用理性主义的精神却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骨干，融合了其他文化而不曾消失，历经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的实践与雕琢，历久而弥新。
  （三）工夫论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在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并陈的当代社会，伦理学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道德争议、道德决策或判断。道德实践上的多元与分歧，往往需要透过公共辩论、立法或建立协商机制来决定，并非一家之言就能令所有人折服。面对这些新兴的伦理议题，传统的儒家的信念将遇到更大的挑战。例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三年之丧，如果我们固执地以“三年”作为守丧的标准，在现代社会将滞碍难行。同样的，传统社会中的很多价值或理念，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也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
  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某些价值或信念，而是需要一个更好的方法，帮助我们从中做出正确的取舍。理学工夫论正是这样子的一套理论。工夫论是一种对于内在精神活动的认识与操持，这为正确的思维与判断打下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情绪、认知判断和价值的形塑是交互影响的。因此，内心的平静可以较大程度地保证认知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而得到较为理性与明智的抉择。从这点来说，这种修养工夫是每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
  人际之间的冲突大部分是欲望重叠和认同差异所形成的冲突。朱子强调的“主静”和“主敬”，有助于提醒我们保持认知心灵的清净无蔽，排除非理性成分的绊缚，形成客观、实在的认知态度。这种客观并符合实在的认知，是必须经过后天学习而逐渐养成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经验使他逐渐了解，外在的世界（包括客体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变化规律）并不曾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人也会发现，唯有尊重这个事实，并且把这种尊重当做自己认知外在世界的基本原则，才最能符合自己适应环境与求取生存的需要。
  “静”带来的作用就像心里有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斥候，不时向他的司令官报告现下发生的状况，而不带任何判断与情感。同时，“静”的工夫可以强化内在的精神活动，我们可以在静心沈淀下来之后，更加清楚地觉知到自己的内心活动。我们的行为举止、内心的观念和想法，都是其来有自的，这些，在静心沈淀下来之后，会被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让我们有机会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反省和思考，并且重新抉择，而不是直接因着它们的影响而做出反应。
  “主静”的概念可以广泛运用在各个地方，不论是在只有滴答钟声的家里安坐，或是在上千辆车流的高速公路上行驶，都一样适用。例如，当我们在进行谈判时，必须正确地认知纯粹的事件，尽可能地降低我们对挑衅言论的情绪反应。当然，我们还是持续了解谈话的内容，越平静就越深入。“静”能切断来自内外的扰动，帮助我们更快找到主旨、掌握重点。一位细心的思考者在考虑事情时，会试着去了解事实的组成与其间变化的特性，如此才能掌握事物客观实在的本来面貌。
  恢复清净善良的本性是工夫论的最终目的。主静无欲是在这种清楚觉知的状况下，天然本性的自然呈现。这样的恢复不是勉强自己的结果，而是在静下来之后，一时的欲念与干扰逐渐退去，从而让较为持续的真我显现出来。孔子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到这样的境界，仁心的发用不带丝毫勉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