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人类具有扣问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渴求
  人之异于动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具有寻求价值与意义的渴求，以及创造价值与意义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把人类的需求分成五种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①其中，自我实现的需求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价值感与意义感的追求。价值感与意义感的问题不是科技文明所能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放在哲学部门进行讨论。孔孟和朱子的学说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正所谓“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
  儒家的人性论就是对于人的意义与价值进行思辨和抉择，并确立了良善之性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本性。孟子提出小大之辩，主张面对不当的欲望和内心良知的冲突时，应该听从良知的声音（从其大体而摒弃小体），从诸多面向的人类天性之中确立了理性思辨与道德信念的价值。大体是心之官，
  小体是耳目口鼻之官，在小大之辩的问题上要能够先立其大，以理性思辨与道德信念作为行为的准则，而不是盲目服从生理或心理的直觉反射。这个立其大的动作，就是要把重要的价值取向先确定下来，这样在面对良知与欲望的冲突时，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取舍，人的价值也能从中彰显。
  这个问题公都子和孟子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对话，讨论同样是人，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有个别差异呢：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①
  事实上，作为良知的大体与作为耳目之官的小体，都是人性本具的一些客观存在。人心既有清明的时候，也有利欲熏心的时候，问题在于为什么要从其大而不从其小呢？从大不从小，展现出孟子的价值抉择，这是一种理性思辨之后的自我抉择。此处也反映出儒家所谈的“人性”，是价值意义上的“人性”，是经过拣择，能够反映出价值与意义的人性，而不是那个实然面向上所谓的“人性”。孟子的论述之所以容易被人接受，除了贴切的比喻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强调出较为深刻的问题意识，以及经得起理性检验的合理说法。
  除了温饱与短暂的心理快乐之外，人们总是会去寻找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相较于其他的需求，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除此之外，社会的运作也需要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与遵循的道德公约，作为共同的价值与标准。对于价值与意义的解答，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做出较好的指导并建立规范，这不仅在个人的层面有这个需要，就社会层面而言，也有同样的需求。
  （二）奠基于共同心理感受的理性论述
  先秦儒家将人性的光明面挑选出来，作为人生追求的信念，以及评价行为的价值标准，这是先秦儒家对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解答。在这个面向上，我们可说儒家是中国人的宗教。然而，儒家却又和宗教不同，儒家的信念是奠基在理性思辨上的，不诉诸于超越的神或者不能普遍感知的神秘经验。儒家也和纯粹的哲学思辨不同，他的观察与说明经常是具体的、实在的心理活动，不是抽象的玄思，因此特别亲切易懂；此外，儒学是强调实践之学，要求能够融贯于日常生活、是可用个人生命去实践的理想与信念，并非以单纯的思辨为满足。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心理感受，符合人们的普遍经验：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①
  孟子从这种可以共同感知的普遍经验中提出四端之心的解释，这是一种对于内心情感活动的觉察与反省，具有心理学式的理性精神。孟子所举出的例子总是那么贴切易懂，让人容易接受。
  （三）将外在的社会规约转化为主动的道德信念
  孟子所说的这种内在感受，是一种非关乎名利的直觉与冲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一种道德直觉。道德直觉促使人们不得不这么做，这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行为的产生，不是被动、强迫的，也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是出于一种主动性，这才是一个伦理学意义上所谓的“道德行为”。
  孔子答宰我“三年之丧”的论述也同样地表现出理性主义性格，以及内在的道德主动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①
  孔子以“女安乎？”这样一个心理的直觉感受，作为解释是否服从外在社会规约（守丧）的理由；并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道理，说明三年之丧的合理性。把传统礼制的合理性奠基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又日常的心理基础上，将原本是外在的、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转化为主动的、内在的追求，而成为一个比道德规约更具有约束效力的道德信念。同时，这样的说明与解释也是大家比较能普遍接受的。
  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和观念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者是不能共同感知的神秘经验，他以亲子之亲和社会中各种人际关系作为基础而提出解释。作为行为准则的理由是出于主动的、也是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既能满足个人情感，又能兼顾整体社群的利益与稳定，这是一种儒家式的实用理性主义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形塑了中国人的精神样貌与文化基调——讲求情理结合与人我和谐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