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生态文化是指反映“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之间和谐协调、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构建生态文化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任务。
  从当前我国社会的现实与表征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诸如天然林锐减、草原大面积退化、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水资源短缺、水和大气污染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和质量下降、环境安全和粮食安全受到挑战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治理而转变。这和我们较长时期以来存在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式发展模式和制度法规不健全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都和执政管理者，社会民众的生态意识淡薄，生态伦理价值观失范，生态文明教育不力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化解生态危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应该实现伦理价值的转变和社会文化的转型，要以生态文明的伦理观替代工业文明的伦理观。要围绕生态文化建设，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形成尊重、热爱和保护自然的文化氛围，发挥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从构建生态文化的角来看，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主要有如下几点启示与价值。
  （一）朱熹的生态哲学为构建当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朱熹提出了“天地万物一理”的哲学思维模式，强调人与宇宙万物之间保持一个共生共存的“理一”，宇宙间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在万物之中，人既是禀承天地之秀气而成为万物之灵，人也应自觉地把人际之间的“亲亲”、“仁民”的道德规范向人与自然之间的“爱物”推及，“以事亲之道事天地”。朱熹这一思想包涵了把世界看做是“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从哲学层面上揭示万物相联，包容共生、和谐共融、价值共享、平等相宜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文化的本质要求，它已成为构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石之一。
  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美国著名学者莱奥波尔特的大地伦理学也是把人与万物看成一大地，把人类之爱由社会领域扩展到整个大地。他在《大地伦理学》中指出，“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社会的边界，包括土壤、水域、植物和动物，或者它的集合——大地”。其思想和朱熹的思想如出一辙。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题为《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的战略》报告中指出，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满足两项要求：一项是努力使一种道德标准——一种进行持续生活的道德标准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深刻的支持，并将其转化为行动；另一项是将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自然资源保护，将我们的行动限制在地球的承受能力之内，以便使各地的人能享受到健康和安定的生活。报告认为，“关心地球是每个人的事情”，并且“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①这些提法和朱熹提出的“以事亲之道以事天地”、对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原则是何等相似。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当代生态伦理学权威、国际环境协会主席罗拉多教授由衷地赞赏：“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契机和出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显而易见，朱熹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代世界生态伦理学的影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对世界的贡献之一。
  （二）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前我国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生态道德教育是构建我国生态文化乃至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朱熹的生态价值观肯定了人在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生态道德教育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的重要作用，并重视生态道德教育中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指出了它是一个“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的道德实践过程。这就告诉我们，在我国当代生态文化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道德教育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必须遵循“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的道德实践原则。
  目前我国的生态道德教育，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环境教育中，重视环境知识和环境法规教育，而忽视生态道德教育，尤其是忽视了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的培养；二是在生态道德教育中，忽视生态道德教育内容的设计和生态道德教育方法手段的创新，尤其缺乏生态道德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活动载体的建构与活动的全程指导。在生态道德体验与实践上，各部门很少能把“植树节”、“环境日”以及“保护母亲河”、“观鸟爱鸟”等活动作为生态道德体验和实践活动真正有效地开展起来。只有让大家都参与生态道德体验和实践活动，才能深刻领悟生态现象，反思生态问题，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形成生态道德责任感。实践性原则是生态道德教育的一项根本原则。朱熹的“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的道德实践原则告诉我们，开展道德实践活动还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让人们自觉地投身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珍惜生命、节约资源、合理消费等各项道德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生态道德文明素质向生态文明行为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