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生态价值观念，是指人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形成的对生态环境的价值评价、价值取向，亦称生态价值意识。古往今来，始终存在二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自然界的水、空气、土壤、矿藏、森林等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偿的馈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自身的价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球上所蕴藏的资源也是有限量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态环境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本身也有其价值，使用资源需付出代价，损害资源要加以补偿，才能使环境的生态不失衡，使资源得以永续利用。在这一问题上，朱熹显然属于后者。
  （一）朱熹提出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观
  如前所述，朱熹由人际间的“亲亲”、“仁民”的道德规范推及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爱物”的生态伦理原则。但是，人们应如何贯彻与施行“爱物”这一生态伦理原则呢？朱熹根据动植物依时（季节）变化而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提出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观，他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③朱熹认为，“爱物”就是人类要从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立场出发，树立对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观。在使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价值取向上，人们既要考虑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也要考虑到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不能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而肆无忌惮地占有和掠夺自然资源。人若能以“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胸怀，以“万物一体”的境界对待自然，那么利用和开发自然就是“爱物”所能允许的，即符合“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价值取向的，正所谓“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可见，朱熹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观与其所主张的人与自然“其理本一”，和谐共生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生态哲学观是完全一致的。
  （二）朱熹提出“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的生态价值观
  朱熹依其“理一分殊”思想，在强调天人本只一理时，还认为“天人所为，各自有分”，①人与万物各有其所。在整个自然界和社会中任何一人、任何一物均有其各自独立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他说：“元者万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②这里的“物各得宜，不相妨害”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要求彼此尊重各自的生存权利。朱熹又说：“天之生物，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无血气知觉者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尚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③朱熹把人与动物、植物视为同出一理，“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天人本只一理”。然而，朱熹又认为，人与动物、植物各有其所，各有其分之殊。这种“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的思想，包涵了尊重生命和善待自然的观念。
  （三）朱熹提出了“中和”的生态辩证观
  如何才能做到使自然资源能被人们永续利用呢？朱熹提出了“中和”的生态辩证思想。他说：“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①《中庸》亦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地万物之理”的“大本”、“大道”，平常性而又不易性，上下贯通的不偏，充分反映《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意义。可见，朱熹认为“中”是天地万物生长发育的一种常态，人们对待自然的行为，要符合这种常态，才不会违背天理。
  “中”的最终目的是“和”，“和”不是单纯的“和谐”，而是“和而不同”，是在“不同”的基础上的和谐，是多样性的统一。而多样性又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地球上人和所有生物是以多样性为持续生存条件的，要使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和”的状态，就既要保持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和适量，又要使万物各得其宜，真正做到朱熹所说“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②朱熹的“中和”观念，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表明了人们在对待自然的价值取向上，既要考虑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也要考虑到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在二者之中达到一种所谓“中和”的平衡境界。
  “中和”就是天人和谐，这是朱熹和谐理念的最高境界。“中和”的路径也是由内在心性和谐而达至宇宙的和谐。只要人能够行使“中和”之道，天人关系就能和谐，保持各自的地位，获得正常的发展，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