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在其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朱熹认为，宇宙的本体的“理”乃是至善无恶的。换句话说，“至善”乃是世界本源的存在状态，这不仅为他的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也为其道德教育理论的展开提供了一条中心线索，因而朱熹的整个道德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始终围绕对“至善”的追求而展开的。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突出了伦理本位，极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并为此提供了系统的明确的方法论。出于其政治上“内圣外王”的理想，他将这种修养的过程归纳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递进过程，而其中最根本和核心的是修身。这是朱熹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特色。他重视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由外在道德教育到内在的道德自觉，这也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主体价值所在。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展开做些分析。
  （一）培养理想的人格是朱熹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
  朱熹把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贤君”“忠臣”“孝子”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他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①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②他认为，教育不是“钓声名取利禄”“科名爵禄之计”，而是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所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并认为“学者学此而已”。③这里所说的“五教之目”、“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从其具体内容看，所谓“义理”，是指“三纲五常”之类的纲常名教，也就是朱熹哲学中所说的“天理”的基本内容。所谓“修其身”，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天理”的要求“迁善改过”。朱熹所设计的最高层次的理想人格是所谓“圣人”人格和达到“仁”的道德境界，他具备“仁”的道德品质。仁的含义是“爱”，如朱熹所谓“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④这种爱是对他人、对万物的无私之爱，是一种“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朱熹又常常把“仁”与“公”相提并论，如他说：“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⑤他认为，只有无私才能做到“仁”，有私心就不能做到“仁”。这就是说，要想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清除私欲，因为“仁”的境界就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境界。一个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了，就能“讲明义理”，当人君就可成为“贤君”，当人臣就可成为“忠臣”，当人子就可成为“孝子”，“然后推己及人”，就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
  （二）“变化气质”是道德教育的价值和功能
  如前所述，朱熹将“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认为，一切现实的人性已不全是“性之本体”，即性的本然状态了。这个受到气禀污染、并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就是“气质之性”。它反映出既有理的作用，也有气的作用，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交错综合。所以，朱熹又提出了“变化气质”的主张。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改变人的“气质之性”，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工夫，把“气质之性”中恶的杂质（如人欲）清除掉，人性的本然状态，即天命之性就能完全显现出来了。这样，人也就达到了至善的道德境界，实现了最高的理想人格。可见，道德教育的作用（功能）和意义（价值）则是要通过变化“气质之性”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而体现出来的。“变化气质”的过程也就是“复其性”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还指出，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这样，灭人欲与存天理就成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过程中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的削弱也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增强。如朱熹所说：“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①这是说，人们虽然受气质之蔽，但只要“痛加工夫”，做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也就能达到去蔽复明的目的。
  （三）修养论是朱熹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功夫
  在论述朱熹的道德本体论时，我们涉及到了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朱熹认为，本体与功夫，两者相互统一，相辅相成。与道德本体论相一致，朱熹构建了以修养论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敬涵养
  朱熹倡导“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在宋明理学中有很大影响，是朱子学修养论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治心的重要功夫。“主敬涵养”说，主要由“静养动察，敬贯动静”思想组成。朱熹所谓的“主敬”就是要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这是道德修养和教育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朱熹认为，心有未动
  ①《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页。
  和已动，即未发和已发两种状态。也就是说，心有未发之静时，也有已发之动时。由于心通贯动静，故道德教育主要是治心，重在倡导人们的内心自觉，启示人们进行道德品质的自我体察，使人形成道德自觉和自律，做到静时涵养于未发，动时察之于已发。朱熹的所谓“涵养”，是针对人气之心持敬而养之，其主旨是要涵养出心知理明。他认为，这种未发的主敬修养工夫不仅可以涵养德性，而且可以为格物致知准备充分的主体条件。
  2．格物正心
  朱熹以《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的格物、正心为基础，强调道德教育。他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他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①在这里，朱熹告诉人们，道义之理要通过事物之理的明了来获得，只有先学事物之理，而后才能获得“吾心之全体”，为“正心”打下坚实基础。而其强调的“用力之久”，则是说认知有个过程，要持之以恒不断学习探究方可获得。所以道德教育最终目的在于复明天赋之理，前面的格物只是一种准备的基础，后者才是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3．致知力行
  朱熹认为，德性最终要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才有价值。他特别重视道德践行，在道德修养和教育上十分强调“致知力行”。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然以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②可见，朱熹是把致知与力行视为完整的认识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知与行既有区分，又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依而进的。由此，他提出了“知行相须互发”的思想，“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志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③这就是说，从知到行，不仅需要正确的认识，还需将正确的认识渗入到灵魂，化为人的灵魂的一部分。所谓的“重在践行”，就是要进行道德意志的锻炼。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引导人们进行“致知力行”、“重在践行”的过程。这也是朱熹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
  4．循序渐进
  在道德教育上，朱熹认为要先“小学”后“大学”。在道德教育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对道德规则和道德规范的认识。这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要注重人的道德行为训练，“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①①在小学阶段取得了道德感性认识，道德理解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就要进人大学阶段。这时应对人注重进行道德理论的培养，以获得理性道德认知，即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②朱熹在其道德教育实践中，还依据儒家经典的内容，适应小学和大学两极学生年龄特征和人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和《经筵讲义》等教材，成为我国古代德育教材建设史上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