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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理学作为宋末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其道德哲学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可从朱熹的理气论、心性论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朱熹在理一元论哲学的前提下，把儒家伦理道德上升为天理，构建了道德教育的形上学
  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即“天理”。“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停也。”①在朱熹那里，理是永恒的宇宙本体，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理既是宇宙本体而主宰万物，又是宇宙本体而派生万物。他用“理一分殊”来概括“一理”与“万理”的关系。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②可见，在朱熹看来，天理只有一个，而天理存在于万物之中，通过分殊表现出来。
  在此基础上，朱熹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统一于天理，认为仁义礼智合而言之，是天理之总名，分而言之，则是组成天理的件数。他说：“天理既浑然，然所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都是后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③可见，天理浑然是总称，仁义礼智是分名，是天理中的具体条理。在这里，朱熹对仁义礼智的理解和阐述，已不满足于道德伦理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辅助性作用和服从性地位，在关注社会人生的基础上，站在宇宙本体的角度来审视道德伦理。
  朱熹还把理与万物的规律联系起来，认为理又是物“则”，事事物物皆各有其“则”。他指出：“天之生物，……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④“未尝不同”的理即是宇宙的本体，其“不能不异”的理就是事物的“则”。各个万物都具有本体之理与规律之理的两重属性。对于事物的规律之理，人们只能顺应，不能违背，“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⑤他还说：“水之润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从革，土之稼穑都是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熔做金用，便无此理。”⑥从上述可知，“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仁义礼智的总称，又是物则（即事物的规律）。朱熹在其理一元论的前提下，构建了道德伦理的形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体论的依据。
  （二）朱熹以心性论为基础，强调教育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中的作用，为道德教育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朱熹的心性论是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他以“理”、“气”为逻辑起点，对人的心性问题做了深入地探讨。朱熹说：“气不可谓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论天命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非以气为性命也。”①他认为，天理为人所禀受，安顿在人身上，就是所谓天命之性，其内涵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它是至善的；气质之性在道德内涵上既包括道德理性，又包括感性欲求，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天地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气质之性则是作为个人特殊本性，是普遍本性在个体上的特殊表现形式。朱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即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即气禀之性）。其“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说，强调人可改变气质，即通过道德修养，纠正气质之偏，复其性善之本，实现道德教化任务。他在给宁宗皇帝讲授《大学》时指出，古代圣王设小学、大学以教子弟，都是为了“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弊，以复其性，以尽其伦”。②可见，朱熹对道德修养功夫的重视，其性气关系理论最终是为道德修养作论证的。
  朱熹提出了著名的“心统性情”说。他认为，“心”是认识和道德意识的主体，无论是人的知觉思维，还是行为活动，都是在心的支配下实现的。“心统性情”思想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心兼性情，指的是心兼动静、体用、已发、未发，即把性情各自的属性都涵摄于心中；二是心主宰性情，即心统御管摄性与情，人的理智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是具有把握和控制能力的。朱熹主张把未发已发、存养与省察结合起来，即通过心的主宰，把性与情统一起来。他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功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③强调心主宰性情两端，把平时（静、体、未发）的道德修养与遇事（动、用、已发）按道德原则办事，互相沟通，使之均不离心的统御。在这里，朱熹强调必须发挥理智之心的主观能动性，以认识和保持内在的道德理性。
  朱熹还从人的知觉之心按其知觉的来源和内容不同，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他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①道心，即指以义理为内容的与天理有关的心，仁义礼智之义理为善，道心亦为善；人心，即指原于耳目之欲的心，人生有欲，饥食渴饮“圣人不能无”，②“人心”有“可为善，可为不善”。③因而，朱熹主张人心需要用道心加以限制，才能避免人欲横流，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心”服从于“道心”。
  朱熹的“心性论”强调了人是性气结合的产物，通过道德修养，可纠正气质之偏，复其性善之本。同时，朱熹主张心统性情，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教育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中的作用，强调了人人都有培养、教育而成为圣贤人格的可能。这种从先天“气质之性”到后天“变化气质”的教育培养，充分表明了教化成善的可能性。这就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提供了哲学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