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思想一贯强调“修身”，在治世思路上，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本质上，这是一个由内及外、由我及人、由近及远的管理哲学思路。
  朱熹当然非常重视“修身”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修身”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①“修身”当然是为了明识“义理”，“若得胸中义理明……世间识义理之人夕夕，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②显然，朱熹强调了管理者主体明识“义理”——价值观对政治管理的重要性。概而言之，朱熹在官吏价值观建设层面所提出的主要“义理”是“公天下”理论。
  在注释《孟子·万章》的时候，朱熹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③的立论。长期以来，学者们注意到这是理学家们用“公天下”理论来限制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但事实上在朱熹看来，它并不仅仅是限制君主行为的一种立论，而是对所有人都成立的一种价值观念。朱熹说：“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而非吾心之所当爱，无一事而非吾职之所当为。”④如果君子明白天下大公的义理，有了“豁然大公”之心，则天下无一物非我心之所当爱，无一事非我职所当为。
  正因为如此，朱熹认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⑤甚至“治愈大则愈难，为监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县。盖这里有仁爱心，便隔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为，做便无缘得及民。”①既然“公”意味着“豁然大公”而无所不爱，那么官职就没有大小之分，以“公”而论，管理的区域越小越容易接近人民，越容易将管理者的“仁爱”之心惠及于民。显然，这是“公天下”价值观在政治管理中的体现，也是“公天下”理论与传统儒家仁学思想相结合的必然逻辑结果。同样道理，正是出于“天下大公”之心，士大夫行使职责的时候才能明白“所处之职乃天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则各司其职以办其事者，不出于勉强不得已之意矣”，②“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③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才能以“天下大公之心”，“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④
  众所周知，管理主体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人事管理工作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朱熹重视管理者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从“公天下”的“义理”出发，得出“官无大小”、“为监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县”的结论，是儒家“仁者爱人”基本治世理念的体现，反映了民本治世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对于今天的行政管理现实来讲，朱熹的这些思想主张，不仅丰富了管理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而且引发了对官本位思维方式的反思，凸显了现代社会加强官员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
  在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看来，国家治理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人（即管理者，包括君主和各级官吏）的好与坏。所以朱熹人事管理思想非常强调社会管理的主体——人的重要性，从官吏的选拔到任用，从制度层面到价值观层面，无不紧紧围绕管理者展开，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由“内圣”达至于“外王”，是儒家治世思想的基本模式。治理天下的理想状态，决定了儒家对管理者的理想要求。长期以来，主流观念一直认为，儒家对人的要求违背现代自由价值观念，只与专制社会相适应。但是国内外政治现实却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价值观层次的建设，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一样会变成专制的工具和腐败的温床，中国传统思想中依然有现代社会所需的基本管理思想和价值观念。
  当然，上述朱熹的人事管理思想并不完善，也不能套用，但其间一些可贵的思想因子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当人们把管理学的目光集中于西学的时候，不妨关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其中依然闪耀着思想的亮点，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迪和发现。正如专门研究人事管理的学者所言：“现代管理科学中人事管理的许多原理，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找到依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