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按照朱熹的理想，国家治理中使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就可以达到既“正君而善俗”、“修政而立事”之目的。①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人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朱熹对现职官吏的制度管理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选人机制
  南宋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基本沿袭北宋之制，通过科举、恩荫、吏进等途径选拔的仕人，还要经过皇帝特旨除授、中书堂除、吏部差注等途径才能成为真正的职事官。一些重要官职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则主要由丞相②和吏部考察任命，其中大部分中下级官员及其下属，甚至他们的私仆都必须经过吏部的“差注”。
  朱熹对此提出了异议：“天下之大，百官之众，皆总于吏部”，“其姓名亦岂难记”，“何暇论其人之材否？”③因此，他提出了改革的设想：“宰相择长官，长官却择其寮”，“朝廷只当择监司、太守，自余职幕县官，容他各辟所知”，“精选一个吏部尚书，使得尽搜罗天下人才，诸部官长得自辟属官，却要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①也就是说，由朝廷直接任命各部长官、地方监司和太守，其余的幕僚和县官则由这些长官推荐选任，并且所推荐之人还要经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为防止这些“诸部官长”任人唯亲，朱熹又明确提出允许他们“只举一二人”，所以就“不敢以大假非才者进”。②如果各级长官所选的人员不当，则进一步追究长官的责任。朱熹说：“监司荐人，后犯赃犯罪，须与镌三五资：正郎则降为员郎，员郎则降为承议郎以下。若已为侍从或无职名可镌，则镌其俸，或一功不与奏荐。”③
  朱熹所提出的由各级官长“自择属官”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人事管理思路，有利于改变当时行政管理中用人不当的弊端，从而利于达到“随材拟职”、“得人”之目的，同时也体现了朱熹在管理体制上关于集权与分权问题的思考。虽然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不相符合，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但他针对当时弊端而提出的人事管理新思路，是当时人事管理思想的重要突破。如何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度，既有利于开阔人才选拔的视野，有不失去对选拔机制的控制，至今一直是人事管理学和人事组织部门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精简机构，裁撤冗员
  众所周知，机构臃肿和官员大量过剩是有宋一代的政治难题，针对这一问题，朱熹主张坚决裁撤。他说：“本朝建官重三迭四，多少劳扰！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④同时，朱熹更倾向于在各个职位上罢黜冗员：“只管说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减”；“就今日之官，罢其冗员，存其当存者亦自善”。⑤在罢、存之间，关键是考察官员是否有治绩，“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⑥可见在官员进退问题上，朱熹强调的是管理的效果和官员的实际能力，这与他在人才判定标准上的“有能、有为”观点是一致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历来都是人事管理中的一大痼疾，有宋一代尤为突出，朱熹不仅看到这一问题，而且提出裁撤冗员的具体思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强化对官吏权力的制约
  对官员的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管理者的监督，使之用权得当。朱熹针对当时的行政管理体制，提出官制改革的主张，其中包含了对官吏权力进行制约和制衡的思想。
  宋代地方政体实行州（府、军、监）与县二级制，同时在州之上又设立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监察辖区的路，各路一般设立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但各司都直接隶属中央，它们之间互不统属，甚至官署治所也不再同一个地方。州、府长官可以直接上奏朝廷，不必一一经过路级官员。因此，路级地方机构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地方行政机构。①
  朱熹认为上述措施确实起到了“向之所患，今皆无忧”②的效果，但是却造成了“州县之权太轻，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③的“内重外轻”之局。针对“路级”官僚机构互不统属、辖权分散的政治管理体制，朱熹提出集中“路级”机构职权，“每路只置一人，复刺史之职，正其名曰按察使，令举刺州县官吏”，在刺史之下设“判官数员以佐之”，分别负责财赋、刑狱、农田等等，“路级”地方机构由分散变成一个实体性的行政区域。但为了防止刺史事权的膨胀，需要“略重判官之权”，“许判官自径申御史台、尚书省，以分刺史之权”。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地方事权，同时又能实现机构内部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既可以“重权归一”，又使得刺史“亦不敢妄作矣”。④
  发端于汉代的人事回避制度，是传统中国“人治”体制下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制约官吏权力的一种方式。朱熹主张坚决贯彻人事回避制度，特别是亲戚关系回避。他说：“为税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舡过，只得禀白州府，请别委官检税，岂可直援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许相回避。”⑤
  尽管朱熹制约官吏权利的主张尚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但在当时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对今天的管理体制改革也有重要的意义。权力不能没有监督和制约，一旦失去监督和制约，就可能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