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用人的重要性
  朱熹非常强调用人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朱熹乃至整个理学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①但同时也非常强调官吏队伍的作用。朱熹反复强调说：“夫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②“盖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③可见，治理天下大事并非君主一人所能独运，还要靠他人的聪明才智。
  当有学生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的时候，朱熹回答说：“只是要得人。”④看来，朱熹认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在于“得人”，即“用人得当”。如果用人得当，天下自然治平：“相得人，则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户部尚书，则钱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⑤不仅如此，朱熹甚至认为用人比制度和立法更为重要。他说：“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⑥在朱熹看来，任何立法都有利、有弊，关键在于用人，如果用人不当，即使有完善的立法也无益于事。⑦
  现代管理学侧重于制度建设，主张用制度管人，但制度是人制定的，它的执行、督察也在于人。朱熹“只在得人”的思想，反映了他高度重视管理主体的管理思想，也是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体现，对于今天管理制度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启迪。
  （二）选才的标准
  “君子”与“贤者”历来就是儒家治天下的理想人格，“亲贤臣，远小人”自然成了传统中国清明政治必须具备的人事任用原则。朱熹也认为，“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爱人利物之类”，①“治天下莫过于亲贤”。②
  不能否认“君子”和“贤者”这些理想人格都带有浓厚的德化色彩，但也不能据此认为儒家管理思想不重视管理者的实际能力，因为“君子”和“贤者”本身就含有“有德之人”和“有才之人”两层含义。③所以“德才兼备”才是传统中国人事任用的理想标准。尽管现实社会的人总是多样的，如朱熹也说“世固有有才而无德者，亦有有德而短于才者”，④这些人能否举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择。但在朱熹看来，“有德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德而无才，则不为用”，⑤“古者人有才德，即举用”。⑥可见，朱熹主张“德才兼备”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有才”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有德而无才”不能举用。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才之人”。朱熹明确说：“有能、有为是有才之人。”⑦显然，这里突出了管理者的实际能力和作为。除此之外，大量散见于《朱子语类》的观点，表明了朱熹判定官吏“有才”与否的基本标准。第一，要有大局观，全面地看问题。朱熹说：“大臣虑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须虑周于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边，便全然掉却那一边，如人为一家之长，一家上下也须常常都计挂在自家心下，始得。”⑧第二，要有见识、有度量。如：“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⑨第三，敢做敢当。“世间有才底人，若能损那有余、勉其不足时节，却做得事，却出来担当得事。”⑩第四，晓事、懂得分寸。“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
  在朱熹看来，所谓的“才”，主要是指“有能、有位”、“虑四方”、“有见识、有度量”、“担当得事”、“晓事、晓得分寸”等。可见，朱熹判断官吏是否“有才”的依据主要是实际执政的能力，这把握了一个官吏基本的为政素质，表明朱熹虽然为政时间较短，却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深层次的思考。这些思考是对传统儒学中“君子”、“贤者”理想人格的具体诠释，丰富了传统中国“德才兼备”人才标准的内容，对现代管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为一个管理者，文凭、资历固然重要，但真正体现管理水平的还是管理者实际行政能力的高低，这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