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紫阳，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平生酷爱山水，有着极深的山水情结，他曾说：“平生山水心，真作货食饕。”①朱熹虽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对山水的游赏构成了他人生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据南宋人赵季仁云：“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②他喜住山水佳处，数迁其居，又爱游历访古，南康记庐山，潭州记衡岳，建州记武夷、云谷，福州记石鼓、乌石，涉足名山、古刹、书院、精舍、贤墓，无不流连题咏。他不仅写诗题词，还撰书楹联匾额、碑碣、摩崖。曹诗图教授说：“旅游哲学是对旅游现象的哲学反思或批判性反省，是人们对于旅游现象的盲点问题的探讨和本质问题的追问，是对旅游学科知识的概括与总结，是对旅游的抽象的、深层的、宏观的理性思考，是指导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智慧和艺术。”③朱熹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对旅游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其游观哲思对当代旅游者的旅游境界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玩物适情”、“从容潜玩”、“俯仰自得”、“以游以居”等四个方面探讨朱熹对旅游现象及旅游体验的哲理思考。
  一、“玩物适情”是旅游者生命自觉的本质要求
  朱熹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①意思是说旅游就是旅游者通过品玩事物来调适性情的活动。旅游者基于外物的吸引，通过对旅游意义的自我发现，会意识到旅游成为内在的一种需要，由此产生了旅游的冲动。而旅游中如何玩物适情，决定着旅游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方向。
  “适”作为旅游中品玩事物的工夫，要求旅游者对旅游活动适度把握。《说文解字》解释：“适，之往也。”段玉裁注：“往，自发动言之；适，自所到言之……女子嫁曰适人。”②“之”且“宜”就是“适”。《辞源》中“适”的第四条解释：“适合，恰好。”第五条解释：“满足，安适。”③在这里，“适”相当于《中庸》所说的无过无不及之“中”；又相当于朱熹《周易本义》所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之“行止”，就是要达到“适宜”、“恰好”、“满足”、“安适”。现实生活中有些旅游者沉溺于游玩而不能自拔，就是没有把握好“适”之度，没有随时处中。朱熹说：“既君子，又须时中；彼既小人矣，又无忌惮。……时中便是那无过不及之‘中’。”④朱熹的旅游是以“志于道”为基础的，反对无节制地逸游，逸游不仅不能玩物适情，反而变成了玩物丧志。有门人“问：‘山居颇适，读书罢，临水登山，觉得甚乐。’（朱熹）曰：‘只任闲散不可，须是读书。’”⑤朱熹认为“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优游和缓。”⑥可见，朱熹所谓的“适”是在一定道德准则下的自我满足，而不是智思和情欲向外无限的驰骋。“适”的体验可分为递进的几个层次：身适、心适、身心兼适、忘适之适。这些都与人的身心有关。朱熹诗文中的“可观”、“快赏心”、“心安体舒”、“优游可忘年”及“乐而忘死”就是代表了不同的“适”的体验层次。
  性情学说历来为儒家所重视，旅游所适之情即是“七情”，朱熹说：“为情者七，曰喜怒哀惧爱恶欲。”①在朱熹看来，“适”就是要事事循天理，发而皆中节，“当喜时，也须喜；当怒时，也须怒；当哀时，也须哀；当乐时，也须乐”。②这就叫“率性”，也叫“道”。所以，旅游有时会有游山玩水、交游唱酬之喜乐，也会有伤时忧国、怀乡思亲之感叹。朱熹强调适情主要目的在复性。他认为人生来就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纯善的。而气质之性是人受生之后形成的。七情交错袭来，情的迷惑就使人的本性隐匿了起来，气质之性就会有善有恶，就会不完善。朱熹认为，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他说：“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③而适情正是这种变化气质，复其善性的需要。旅游中的真、善、美是人所同欲的。朱熹说：“善者人所同欲……《易》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④人禀七情，因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旅游之所以能适情，在于它通过接触自然和社会，变换生活环境，有助于促成德性的养成与提升；在于通过品玩事物，体验它的某些自然属性和特征的审美结果，从而引起旅游者精神上的感应和共鸣，思想上的净化与升华，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感而遂通”，从而就会产生喜乐之情。
  总之，旅游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就常理而论，似乎没有人会拒绝旅游的。心安体舒是每个旅游者期许的目标。旅游者的旅游内容、品味方式、审美境界虽表现各异，但其核心始终是围绕着“适情”展开的。玩物适情也就是要求人们在身心欲求得以合乎限度地满足之后，在当下的旅游境遇中调节个人的情感。“玩物适情”可以说是旅游者生命自觉的本质要求。惟其“适”而有度，方能体验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不同审美境界。
  二、“从容潜玩”是旅游者深层体验的审美方法
  朱熹说：“游者，从容潜玩之意。”①旅游实际上就是放下生活中的种种牵挂而进行的一种异地休闲活动。而旅游者唯有“从容”，才能安逸舒缓，自由自在，正如朱熹的《次韵宿密庵》诗中云：“它年应共说，此日自由身。”②旅游者唯有“潜玩”，旅游体验才能意味深长。“从容潜玩”成为旅游者深层体验的审美方法。
  旅游者要“从容”就要求时间上处于“休闲”的状态。休闲就是指在与谋生无关的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放松与调节，达到体能恢复、生命保健、身心愉悦目的的一种业余生活。查《辞源》并无“休闲”一词，编《辞源》一书时中国休闲旅游尚未兴起，没有引起编者的注意。然而“休闲”一词却早已多次出现在朱熹的诗文中。如，朱熹的《社日诸人集西冈》诗云：“今朝幸休闲，追逐聊嘻嘻。笑语欢成旧，尽醉靡归期。”③又有《奉和公济留周宾》诗云：“鳣堂偶休闲，杂黍聊从容。不辞腰脚劳，共上西南峰。”④两诗中所反映的完全是一种从容悠游的生活，与当下的休闲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且朱熹的休闲思想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他在《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诗中说：“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⑤认为人们只有处在休闲状态下才能获得自身思想境界的精进，奇妙的作用原来都产生于内心的快乐之处。
  “潜玩”在于玩的深度，属于休闲审美的工夫，目标是要在玩味中发现真、善、美。审美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朱熹曾说：“美者，声容之盛。
  善者，美之实也。”①世界并不缺少真、善、美，往往只是缺少发现真、善、美的慧眼，因为“美”需要“审”而得来。朱熹认为从大自然的“鸢飞鱼跃”中，可以随处发现道体，这就需要深度玩味，随事省察，即物推明。而这一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朱熹说：“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栽，只如种得一物在此。但涵养持守之功继继不已，是谓栽培深厚。如此而优游涵泳于其间，则浃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则此心已自躁迫纷乱，只是私己而已，终不能优游涵泳以达于道。”②朱熹正是在走近山水、即物察识、观想万物、优游涵泳中逐渐完善其理学思想体系。
  “潜玩”也在于时间的投入和玩的广度。通过壮游观理能促进博学。张、黄两位画者在聚星亭绘画，观者皆叹其工。二先生请朱熹记其事。朱熹在《赠画者张黄二先生》建议两位画者：“远游以广其见闻，精思以开其胸臆，则其所就当不止此。”③朱熹强调说：“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④旅游之所以能广其见闻，在于旅游活动本身为旅游者提供了许多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机会。朱熹说：“只是玩味久之，便见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⑤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在《论游历》一文中也曾写道：“游历在年轻人是教育一部分；在年长的人是经验的一部分。”⑥清代学者魏源感慨时人“只知游山乐，不知游山学”，进而提出“游山学”理论。可见旅游对人生教育的重要性。
  旅游体验是旅游者伴随着旅游活动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因人而异。朱熹非常重视旅游体验，他说：“不专在静处做工夫，动作亦当体验。”⑦又说：“惟致知，则无一事之不尽，无一物之不知。以心验之，以身体之，逐一理会过，方坚实。”①现代很多旅游者往往只是“以身体之”，而缺乏“以心验之”。旅游体验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旅游体验是旅游者感悟世界的独特方法，更重要的是旅游体验本身还是一个情感培养和心性涵养的过程，最终目的则是旅游者对于旅游景观的价值理性和情感理性的确立。观察世界万事万物，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命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道德主体的旅游者，会有感于世界的生机，内心自然会油然而生“利物爱物”之仁心，从而实现物我相通，心与理一。
  三、“俯仰自得”是旅游者身心修养的主要目的
  朱熹说：“礼云乐云，御射数书，俯仰自得，心安体舒，是之谓游……呜呼游乎，非有得于内，孰能如此其从容而有余乎！”②自得之学是儒家力倡的正学，它以主体的体验来获得认知，在学习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旅游者只有实现了一举一动自得其乐，处于心安体舒的自由从容境界，才称得上实现了旅游过程中身心修养的目标。老师李侗曾对朱熹说：“若反身而诚，清通和乐之象见，即是自得处。”③要实现旅游的“清通和乐”气象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抛弃世俗的私心杂念，仁心常在。朱熹在《王嘉叟所藏画二首》曾道：“洗心咏太素，讯景窥灵诠。”④又说：“乐天安土，无入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无毫发之间。苟有一毫之私，则无以窥此境之妙。”⑤朱熹认为只有抛开世俗功利之心，没有人欲混杂，歌咏大自然，才能从观察到的景物中窥探到大自然的奥秘，才能洞察世界天人之理而举手投足间无不自得，这也是圣贤人格要求的境界。有德才能自得，朱熹说：“‘据于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恁地知得便住了。说到德，便是成就这道，方有可据处。但‘据于德’，固是有得于心，是甚次第，然亦恐怕有走作时节。其所存主处，须是‘依于仁’，自得于心，不可得而离矣。”①因此，朱熹强调仁心常在，作为自得的基础。
  其次，对物态义理要经常玩味，以求感悟融会而达到自得洒落。朱熹认为：“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须是时复玩味，庶几忽然感悟，到得义理与践履处融会，方是自得。”②而且“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③自得与洒落是连在一起的。遇事若能无毫发固滞，便是洒落。朱熹在《延平答问》中引用李侗的话说：“大率须见洒然处，然后为得。”④人若具备洒落的精神境界必会影响其言行。
  再者，通过游艺之学达到身心兼适，与万物和谐。《中庸》认为，“和”是“天下之达道”。而要达到身心兼适，与万物和谐只有自得于己者才能达成。因此，朱熹重视游艺之学在“自得”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人问：“玩物适情，安得为善？”朱熹回答说：“‘游于艺’一句是三字，公却只说得一字。”⑤“艺”即指儒家的六艺：礼、乐、御、射、书、数。六艺都是日用常行的技艺，旅游出行几乎都与它们有关。涵泳于六艺之中会对自身的能力、德性的提高有所帮助。朱熹说：“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⑥正如潘立勇教授所说：“能玩之悠然适情，游之从容得理，感官的愉悦和心灵的道义相生并长，无一丝一毫的间隔，使人玩之游之，不着意图美而自美，不刻意求善而自善。”⑦游艺之学既有形而上的自由洒落的超越性一面，又不离人的日用常行的现实存在。它反映了人自我身心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之美。
  最后，要体悟旅游的快乐。朱熹引用程颢的话说：“笃信好学，未如自得之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耳。”①私欲克尽，故乐。朱熹说：“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②凡天地万物之理，皆具足于一身，天下之至乐莫大于此。“乐”就是人们以至诚立身行事、体道、明道时带有超经验意味的美感。“乐”能感发人的心灵，改变人的性情，使人自觉地接受和实行仁道。在朱熹的旅游审美境界中，既有表现人格美的“孔颜之乐”，也有表现艺术美的诗歌之乐，但朱子最推崇的则是自得于中，而不为外物所累的“曾点之乐”。朱熹的“幔亭之风”恰是曾点洒落气象在南宋武夷山一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气象在朱子理学中表现为诚、乐、仁三个概念所构成的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整体精神境界，并且和生命的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
  四、“以游以居”是旅游者诗意栖居的理想方式
  玩物适情的理性自觉，从容潜玩的休闲审美方法，俯仰自得的旅游目标，其终极关怀要实现为乐生的旅游生活方式。朱熹说：“俯仰自得，心安体舒，是之谓游，以游以居。”③又说：“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居，守也……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这里面，便是居。”④“以游以居”意思是说要坚守把玩物适情、从容潜玩、俯仰自得的诗意性旅游艺术作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朱熹认为有诗意方活，“须是看他诗人意思好处是如何，不好处是如何。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又看他人情、物态……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动而兴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枪相似。如此看，方得诗意。”⑤
  为了便于游息，朱熹重视对游栖之所的诗意选择。他在《将游云谷约同行者》诗中云：“跻险择幽栖，搴萝结茅屋”，⑥他选择在建阳云谷山构建晦庵草堂以便游息。他又利用南康知军公暇之余频频游庐山，并捐俸修复卧龙庵和白鹿洞书院。他又在武夷山筑武夷精舍以供游息。他写信给好友陈亮说：“武夷九曲之中比缚得小屋三数间可以游息，春间尝一到，留止旬余。溪山回合，云烟开敛，旦暮万状，信非人境也。”①这里有“隐求室”可以栖息；有“止宿寮”以延宾友；有“石门坞”以俟学者之群居；有“观善斋”以便学者相观而善；有“寒栖馆”以居道流；有钓矶可垂钓；有茶灶可烹茶；有渔艇可捕鱼；有晚对亭、铁笛亭可赏景等等。②武夷精舍夏天过热，冬天过冷，这两个季节并不适合居住。因此，朱熹与弟子们在武夷精舍的周期性游息就是一种“诗意栖居”，是一种“身心自由”的旅游生活体验。它使平淡的崇安五夫家居生活被审美地“点化”了，从而赋予人生以新的意义。这种诗意栖居的惬意生活迎来了他诗歌创作和著书立说的高潮。
  朱熹的旅游活动本身也充满诗意。他观山临水养成了以诗文纪游的习惯。他认识到：“诗，可以兴，感发志意；可以观，考见得失；可以群，和而不同；可以怨，怨而不怒。近之事父，远之事君，人伦之道，诗无不备。通过诗又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绪余又足以增长见识。”③可见，诗对朱熹旅游生活的重要性。朱熹在《福岩读张湖南旧诗》中说：“已有经行到处诗。”④他所存的1200多首诗大都是在外出旅游中完成的。朱熹早在19岁赴临安科举考试时写的《远游篇》诗中吟道：“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峨峨既不至，琐琐谁能当。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无为蹩躄者，终日守空堂。”⑤全诗写得悲壮激昂，表现了朱熹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远大抱负和豪兴。旅途原本是非常辛苦的事情，由于朱熹采取诗意审美的态度，也就忘记了疲劳，正如他在《游芦峰分韵得尽字》中所云：“我行独忘疲，泉石有招引。”①
  自由、趣味、快乐地生活始终是人类不变的最绚烂的理想。哲学家海德格尔借诠释荷尔德林《人，诗意的栖居》一诗来解读存在主义。“筑居”只不过是人为了生存于世而劳碌奔忙，“栖居”是以神性尺度规范自身，以神性光芒映射永恒。人、大地、世界共同处于一个无限的宇宙系统，三者本来就是平等、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不能用平常的语言逻辑对他们进行规定，只能运用“诗”，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相互认识，倒不如说是“领悟”与“体验”。曹诗图教授认为：“诗意地栖居是旅游的理想追求，其实质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②
  五、结语
  “玩物适情”是旅游者生命自觉的本质要求；“从容潜玩”是旅游者深层体验的审美方法；“俯仰自得”是旅游者身心修养的主要目标；“以游以居”是旅游者诗意栖居的理想方式。这四者构成了朱熹旅游思想的实质性要旨，分别回答了旅游的本质、旅游的方法、旅游的目标以及旅游与人生关系的问题。这些旅游哲思寄寓了朱熹现实的旅游情怀，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教学，是其最快乐处。闲情逸趣，则在旅游与诗酒之兴。”③朱熹将旅游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因此，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旅行家。南宋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说朱熹有山水风流是很有道理的。只是朱熹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的身份遮盖了他作为一位“旅行家”的光辉，正如钱穆先生曾说：“朱子旷代巨儒，其学所涉，博大精深，古今无匹俦。以理学名高，其余遂为所掩。”④在朱熹看来，“旅”即羁旅，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在空间上离开惯常的生活环境，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则显得更具有文化意味，即通过外出游览，深入品味事物来调适性情，以达到俯仰自得、心安体舒的目的。诗意性游居的审美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它可以发挥旅游怡情、涵养、体道、乐生的功能，有助于旅游者升华旅游与人生的意义，从而更好地实现旅游者自我身心之间、旅游者与社会及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原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①《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5页。 ②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1～282页。 ③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①《论语集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②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③《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83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0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40页。 ⑥《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0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6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9页。 ③《中庸章句集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0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1页。 ②《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 ③《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④《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1页。 ⑤《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3页。 ①《论语集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5页。 ③《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87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32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36页。 ⑥邹本涛：《旅游文化学》，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 ⑦《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78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0页。 ②《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88页。 ③《李延平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5页。 ④《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9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68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1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55页。 ④《李延平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1页。 ⑥《论语集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⑦潘立勇：《朱熹美育思想初探》，《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14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6页。 ③《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88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14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82页。 ⑥《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6页。 ①《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79页。 ②兰宗荣：《朱熹的“幔亭之风”的美育实质及其影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论语集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④《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⑤《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①《晦庵先生文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5页。 ②曹诗图、韩国威：《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与诗意栖居观解读旅游本质》，《理论月刊》2012年第6期。 ③陈荣捷：《朱熹》，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151页。 ④钱穆：《附朱子韩文考异》，钱穆《朱子新学案》第5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