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则是通过“理一分殊”的理论将传统原本只是指导人们应该如何处世的儒学上升到富含思辨论证的哲学范畴，从而使儒学从由外向内死板的约束转向了由内向外理所应当的自觉。可以说，正是由于“理一分殊”这一缜密的理论体系，使儒学成为了融思辨与实用的理学。而理学也因此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宋至清代600余年间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
  理学中“理一分殊”这一名词的出现源于程颐对其弟子杨时的答疑解惑。杨时在读张载所作之《西铭》时，提出了“疑其近于兼爱”的疑问。原来作为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的张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是秦汉以来儒家学者的“大弊”②。而孟子则认为人人都可通过充分扩充自己生而即具的心之“善端”，来挺立自己德性人格，与天相契一体，达至“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人要想成其为人，就必须与天相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具有了超越性，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为使儒家学者“心于天道”，①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形上根据，张载撰写了体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生命流行的宇宙图景之《西铭》。然而敏锐的杨时却发现在民胞物与的一片和谐之中，似乎同墨家的兼爱说一样都犯了“言体而不及用”的错误。在杨时看来，墨家兼爱虽然也属“仁者事”，说出了应该遍爱他人、他物的道理，但因“不及用”缺失了“仁之方”。也就是说，杨时怀疑张载强调民胞物与的同时是否忽视了不同的人与事之间的差别，望其师能够指点一套可在现实人生中可以实施儒学之义的为学工夫，以推明《西铭》提出的“民胞物与”理想对现实人生的指导作用。
  针对杨时的质疑，程颐答复如下：
  《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注：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注：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②
  在这里，程颐首揭“理一而分殊”这一术语。程颐指出，墨子无分别的兼爱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本体，一是形而上纯善的本体，二是形而下、善恶交杂、错综复杂的事也被毫无区别地视为本体。因此墨子只能善恶不分、无差别地兼爱了。然而张载的民胞物与则与墨子不同。因为张载只承认形而上这一纯善的本体，形而下的只能称为事而非本体。然而纯善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事却并非毫无关联。因为形而下的事事虽然各自不同，然而形而上的理却毫无保留地贯注在一切不同的事之中。正是因为理就如同血液一样贯注在所有民众与所有事物之中，所以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为此程颐还进一步解释到，如果只强调事事的分殊，那么人们对待不同的人和事的态度就会很冷漠甚至很残酷；可是如果事事又不加以区分，又会像墨子一样善恶不分、无差别地兼爱了。张载认为道学的理一分殊，一方面强调分殊之中要想尽办法推进到理一的境界，由此就能激发人们内心仁爱从而避免唯我独尊、自私自利，而这也是仁爱得以推行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又强调虽然事事之中都贯注着一理，但是事事毕竟是不同的，不能无差别地对待，从而避免如同墨子一样因兼爱到无义的程度。因此程颐对杨时说，你将道学中的民胞物与与墨子的兼爱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墨子的兼爱只看到了本体却没有看到用处的不同。墨子希望通过兼爱推行到每个人的身上，但是却错误地将本体无差别地用在了用处，这样反而起不到推行真正纯善本体的效果，正是因为如此，道学与墨学是有很大差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只承认一个形而上的本体，并且认为形而上的本体是贯注在每一个形而下的人与事上这样的理事关系，是华严宗与理学所共同深深认可的。正是在共同理事关系的指导下，华严宗与理学都共同强调要将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相反相成地联系起来。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二者在理事关系上观点是如此一致，为何理学家们依然将佛教视为劲敌，且个个都展示出不把佛教消灭誓不罢休的姿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