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现在来说说程朱道学与阳明道学在团体化上的差异。有两个词，政党化、社团化，二者同中有异。政党化意味着主动参与权力制衡或斗争，社团化则无。套到余英时先生所阐发的宋儒“致君行道”、明儒“觉民行道”的两条路线之分，可以说，宋儒是自觉结党的（政党化），明儒只做到自觉结社（社团化）。鉴于明朝敌视士人的政治氛围，王阳明一门的弘道独辟蹊径，绕着政治走，虽然同样大力讲学授徒，自成团体，其表达却是很内敛的。学界的相关研究已多，①这里补充一点关于服饰的，以见程朱党性的张扬，与阳明学派的不敢示人以党性。
  宋代反道学者攻击道学时，往往提到道学者独特的着装——宽衣、博带、缁冠、幅巾、黑履等等——也就是朱熹《家礼》力图复活的周礼“深衣”制度。南宋初年言者称伊川之徒“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可见朱熹之前的道学群体已因服饰之故而被当成另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载：“司马温公依《礼记》做深衣、冠簪、幅巾、缙带。”②这些为朱熹所直接继承。但他继承程颐多少，则有疑问。古代服饰中确有名“程子巾”（实为冠）者，但程颐是否推广过格外醒目的幅巾，尚无更多史料可资佐证。至于朱熹，则毫无疑问为道学人士设计了十分独特的服饰。《道命录》卷七下“言者论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载一位言官的反感之语：
  臣闻此徒盛炽之时，宽衣博带，高谈阔论，或沉默不言，则其口似瘖，或蹁跹不趋，则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时，儒者事也，彼独婆娑其巾帻，而为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独华巧其綦絇，而为不正之履。所谓“婆娑其巾帻”、“华巧其綦絇”，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是吻合朱子《家
  礼》的设计的。①朱熹闲居时，每天“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庙以及先圣”。②这位言官的话所透露的重要信息是，朱熹门人也广泛接受这套服饰。着装的制式化，是道学团体化的强烈表示。
  如说道学家刻意求新，那肯定是错的。他们所做的，实为复古——真的复古。司马光是要复原《礼记》中的衣冠制度，朱熹《家礼》又是基于司马光的《书仪》以及三礼。这套东西在宋代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如宋人沈括所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③。起码到汉末，以儒服为主体的中华衣冠都还是常见的，所以上引徐幹文中才有“冠盖填门，儒服塞道”之语。宋代已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们以儒服为怪。朱熹等人所为，是要复兴久已失传的一个东西。这又是宋儒承接汉儒的地方，不同的是，宋儒要面临诧异的目光。
  同样是在礼乐崩坏之时，孔子之党已经有了因衣冠不合俗而被嘲弄的先例。《礼记·儒行》：“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鲁哀公见孔子，先问：“夫子之服，其儒服与？”郑玄注：“哀公馆孔子，见其服与士大夫异，又与庶人不同，疑为儒服而问之。”孔颖达疏里说：“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孔子的话似乎告诉我们，他的衣冠是殷周衣冠旧制。鲁哀公不之识，以为异类。他见面不问儒行，反对古怪的儒服大起兴趣，从心理学上讲，乃由于一般人的注意力可以轻易被视觉冲击所吸引。孔子的遭遇，就是后来朱熹等人的遭遇；不同的是，孔子尚未遇到党禁。前面之所以说“孔子之党”，是因为“儒服”确是孔门通服，非孔子独服。这可从子路初“冠雄鸡、佩豭豚”，后“儒服委质”，请为孔子弟子一事①推知。
  几百上千人，主张统一，着装统一，已足以令人侧目，何况其服装上不与朝廷正装同，下与百姓杂服异。越直观而具象的变动，越引人注目，如不能被接受，即生争执。对一个干政团体来说，单纯这条简直已足以取祸。然而纵有绍兴党禁的先例，道学新领袖朱熹还是坚持独特的道学着装；他有着强烈的“法服”意识②，认定服装也有服统。前面说到，朱熹落职罢祠后，有部分从游者遂“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③。这清晰地透露，服饰成为当时划分党内党外的标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朱熹戮力衣装形制，动机原不在制造彼我鸿沟，树旗以立门户，而是儒家制礼作乐传统下的一个具体作为。礼乐理想上须覆盖天下人，所以本于礼经的法服是要推广到从天子到庶人的所有人的。换句话说，变革朝野服色（例如，消除朝服中的胡服元素），原在理学党的政治理想之内。
  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学一门在衣冠要求上极端低调，也相应地在制礼作乐这一环上表现逊色。明嘉靖至万历期间，从世宗、严嵩，到神宗、张居正，指责王阳明及其门人朋友者不一而足，却从未提到他们有“奇装异服”。这只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在服饰上就中规中矩。
  考阳明门下，唯王艮颇有意于古礼。《心斋年谱》载，王艮三十七岁：“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绦绖、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这与程朱学人的做派相类，与流于放荡的泰州后学反而迥异。三十八岁：“入豫章城，服所制冠服，观者环绕市道。”后来又依孔子车制自创蒲轮，行至都下，“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④可见，与朱熹一样，王艮不惮于违俗，并因而被人视为异类。然而王艮在王门是孤独的。在豫章，阳明门人问阳明：王艮“异服者与？”阳明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将谁友？”阳明的回答说明，他了解儒家法服之事，且能包容王艮的骇俗之举。而整个对话透露，当时王门包括阳明本人都不穿古儒服（法服）。换句话说，阳明是知而不为。即使是阳明对王艮的支持，其实也有限。当王艮的“乖张”震惊京城后，阳明也坐不住了，所以才有“亦移书责之”，谓王艮“行事太奇”之事。归根结底，他是害怕带来他认为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我们知道，被贬龙场（1506年）后，阳明就刻意保持低调。①何况王艮去北京在1523年，而1522年十月刚发生过给事中章侨、御史梁世骠请禁心学之事。阳明、心斋的年谱都提到，阳明事后裁抑王艮。但裁抑到何等程度，王艮最后有无改换服装，我们不知道。朱舜水回答日本人问明朝深衣，说：“仅见《家礼》耳。明朝如丘文庄（丘濬，1420—1495）亦尝服之，然广东远不可见。王阳明门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见。”吾妻重二猜测，朱舜水提到的王阳明门人就是王艮。②不管王艮是否坚持穿深衣，他都是极少数的特例，而且是被压抑的特例。
  小中见大，阳明对儒家服制的不作为，背后是阳明学对整个儒家礼制的淡漠。阳明本人在南赣等地推行过吕氏乡约，固然是礼乐教化的一种，但此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了。从学术史的角度，阳明学对礼学的贡献也的确乏善可陈。明清鼎革之际，遗民往往批评明末士风浮薄，拙于践履；特别地，在学术领域，有心性之清谈，无经世之实学。③阳明学对这些现象要负主要责任。
  嘉靖大礼议是明代涉及礼乐制作的极重大事件，阳明一门对它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礼议焦点是，嘉靖帝以藩王（兴献王）之子入继大统，则其宗庙所奉祀的“皇考”将是本生父，还是前任皇帝？换句话说，是血缘关系重要，还是继承关系重要，特别是对作为天下楷模的天子来说？依据儒家宗法，血缘不是那么重要，嘉靖帝好比过继，不应当再以本生父为尊。宋英宗与明世宗有类似情况，而且也发生过经年不息的“濮议之争”。感情上谁都更爱亲生父母，宋英宗也是坚持尊本生父，并取得了最后胜利。然而儒家公论无不以英宗破坏宗法为非。想不到历史重演，明世宗仍是坚持尊本生父，而且一意孤行，也取得最后胜利。然而后果是很严重的。明世宗血腥镇压反对派（以“左顺门”一案为尤），藉此愈发专断，士大夫愈发不敢有异议。《明史》即以世宗为明朝纲纪沦坏的起点：“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①
  在这样攸关制度化儒家的生命的事件中，当时已德高望重的王阳明其态度如何？首先，他没有参与礼仪，在公共领域对大礼仪全程缄默。其次，据学者任文利勾稽，他私下的真实意见，与世宗及世宗支持者一致。②这样的态度，固然与阳明相对偏向人情的哲学有关（世宗尊本生父的理由，就是孝子的自然之情）。这里，理论上可对他的缄默做两种理解，一是纯粹不想惹麻烦，二是变相支持世宗的主张。根据我们对阳明的整体把握，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若然，那就是对儒家典章实际运用的极端不作为。然而就算是第二种（其实几乎不可能），等于他有意借世宗之手调整儒家礼制，是一种积极作为，那么至少从后果来看，也是很有问题的。章太炎评价：
  大礼议起，文成（王守仁）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为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诌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肆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③
  责备不可谓不严。④儒学不反对变革礼乐，只是如《中庸》所言，此事惟许之“圣王”。阳明门下的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是不是佞臣，且不论，但主导礼仪的张璁、桂萼，无疑是奉承希旨之辈。特别地，世宗本人的专断，快意刑诛，中年后的耽于仙术，绝是事实。无论世宗还是他的执政集团都够不上“圣王”资格，而阳明却把制礼作乐的权柄完全交给了他们，以致祸患无穷。
  阳明小心翼翼地避免冲撞现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总结起来，朱子之政党是努力复兴礼乐，即在衣装细节上也不惜抵牾权力集团及社会习俗的惯常审美；王子之社团是努力回避礼乐，即在衣装细节上也不敢与人不同。王学少招嫌，少被讥，不亦宜乎？外在行为中规中矩，减少社会及政治的异样目光，能达到保护自由讲学的目的。既如此，自然就不是建党干政这一路。
  问题是，没办法或不愿意结党的阳明一派为何最后仍被打击？简单说，是因为唐甄说的“聚众讲学，其始虽无党心，其渐必成党势”①。各种资料都显示，王门的讲学规模胜过宋儒。这样的话，即使全然在野，终将发展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何况其中本有大量士子与朝廷命官。如内阁首辅徐阶（1503—1583），就是嘉靖末隆庆初讲学大盛的第一推手。单论团体纯粹在基层膨胀，从而引起政权警惕，阳明后学中也有迹可寻。那就是泰州门下的颜山农一脉。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载：
  嘉隆之际，讲学之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阳明）之变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这段批评的话透露的一个事实是，颜山农的讲学活动已经“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弦外之音是，易引发自下而上的动乱。这是儒家发展出的民间宗教新模式，虽然还是社团，却是令当政者害怕的特殊社团，其颠覆政权的风险比政坛朋党有过之无不及。颜山农终因行事“张皇”，被政客以他事下狱。②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下令禁学，毁天下书院，“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颜山农门人何心隐也是在此间被捕，死于狱中。③尽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王守仁，想必没有料到这些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