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下是发生于宋明两代的三次“党锢”（对反对党的镇压）：北宋“元佑奸党碑”，录97人；南宋庆元“伪学逆党”，籍59人；晚明天启的东林“点将录”，点108人。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政敌们制作的“党员名册”。这些“党”，都是持异议的士大夫集团，且都是理学阶段的儒士集团。
  宋儒是不惮于结党的，宋代党争也于历代最频繁。欧阳修作《朋党论》，从儒家义理系统出发，论证君子有党，是宋代士大夫党派政治的宣言。朱熹对此有充分的自觉，屡称“吾党”，①宣扬“以吾党致力于吾道”。朱子不是不知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②，然而“无党”犹如“大同”，是一种理想，在君子小人杂处的现实政治中，择友与站队是难免的。因此朱子严厉斥责无条件的无党论：“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言‘无党’，是大乱之道。”③
  东汉与两宋都是养士（培养优容士大夫）的美好时光，士大夫之交游与互相标榜也相当一致。史家述桓灵党锢前的东汉交游之盛：
  前太尉黄琼（86—164）之卒也，四方名士来会其葬者六七千人。郭泰（128—169）初到洛阳，时人莫识。陈留符融一见嗟异，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110—169），膺与为友。后归太原乡里，诸儒送之河上，车数千辆，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168）、王畅（？—169）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抑，屣履到门。
  朱熹之世，与此相近。如会葬，王懋竑《朱子年谱》“庆元六年（1200年）冬十月壬申”条：
  （朱熹）葬于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会葬者几千人。
  此事发生在党禁之恐怖气氛中。此前，当朱熹之卒，尚有言者奏言“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陈荣捷《朱子门人》统计亲炙者有629人。会葬者既大逸此数，且并非所有门人皆到，可知朱子的影响不是“学术小圈子”一语能够概括。又如太学生之与名士结为共同体，有孙逢吉之例媲美之。绍熙二年（1191年），孙逢吉（庆元党锢中曾论救朱熹）论劾结交近幸的官僚，光宗不从，他坚决求去，离开临安时，“两学之士数百人出祖关外”①①。宋代太学规模不及东汉，难以动辄万人，但两学之士数百人送行因谏诤去国的孙逢吉，是带着强烈的政治态度的，意义非凡。鉴于两宋太学生参政之活跃，有理由怀疑，朱熹的会葬也有大量太学生参与。
  又，庆元二年（1196年），受朱熹案牵连，蔡元定发配道州，徒步上路，朱熹“与尝所游百余人，会别萧寺”②。要知道，庆元二年、三年是党事汹涌之际。树倒猢狲散是常有的，朱熹也遇到过。他落职罢祠后，往日从游之巽懦者，有些也是“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③。但竟也有那么多“不散”的，甘冒风险，围在已是布衣的朱熹身边，这就是一种有别于利益共同体的信仰共同体了。所谓利益共同体，南宋的职业官僚集团就是，明末的阉党也是。当然，相比信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样的概念范畴，欧阳修依义利之辨划分的君子之党／小人之党用在这里也许更贴切；“利益共同体”与“小人之党”同义，但“信仰共同体”却不一定是“君子之党”。需要辨明的是，即使是南宋理学集团这个“君子之党”，有朱熹、张栻、吕祖谦、叶适这些君子，其成员却也不是个个君子。大量依附者，正如反对党的奏文所言，是名利之徒：说利，是因为道学也有得势之时；说名，是因为道学家本以道德为标榜，以名为重。这些投机分子的存在，也与东汉类似。汉末徐幹《中论》卷下《谴交》篇谴责俗士之交：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有策民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于怀大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
  如清初士人多以党争为宋明灭亡之由，徐幹也有一概否定士人交结为党之意，落脚点是以党群为私利之门。其确否，兹不论，我们只想借徐幹的观察得知，郭泰、李膺等的附合者中一定也存在大量渔利之徒。实际上，投机者被大量吸引，正是党势形成的表现。反过来，投机者成批离去，则是党势不再的表现。
  大体上，汉末之太学党（姑且这么叫），南宋中期之理学党，明末之东林党，最初都是由于达到了规模效应的清议行为而引发权力不安与弹压。它们自有政坛人物为之扶植，但更需要精神领袖为号召，这些领袖纯靠道德学问为魅力，政治上往往不得意。太学生领袖郭泰，终生不仕；理学之魁朱熹，立朝仅四十日；东林书院主盟顾宪成，讲学是在被革职之后。他们身在江湖，但心系天下治乱。这些精神领袖的存在，完美地演绎了儒家道尊于势的传统。郭泰时的精神动力叫做名教，标榜名节；朱熹、顾宪成时的精神动力叫做道学（或理学），标榜道德；道学未尝不是名教。这些往往由异己的政治力量逼出来的党，也不是没有“施政纲领”。统说是先王之治、三代之治；分说的话，太学党的纲领首在五经（汉儒一般相信，孔子以《春秋》为大汉立法），理学党首在四书（如《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这对应不同的理论形态：汉儒的五经政治学，立足后天经验（典章文物），是综合型的，是史学；宋儒的四书（加周易）政治学，立足先天理念（天理良知），是分析型的，是哲学。
  不管怎么说，无论太学党，还是理学党，还是东林党，党诤（有党有诤）是一样的。这不是巧合，因为它们都只是继承了孔子开创的私学干政模式。有人也许会说，郭泰游太学，不能称之为私学活动。殊不知，桓灵之际，太学基本上已成士族的自治领（好似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设想的那种“学校”），不受皇帝与宦官控制，于是灵帝才有光和元年（178年）的“鸿都门学”之设，以抗衡太学。其时之太学，名为官学，实为私学。孔子的言论著述，固然对后世影响巨大，但其有教无类、弟子环绕、周游弘道的生平事业，对后世儒者更是亲切的感召。一句话，宋明道学讲学成党，从整个儒学史来看，继承性毕竟是第一位的。其讲学交游、标榜品题，与东汉相当，故受禁锢也相似。只有孔子之党，因远处秦制建立之前，故未遭难。而秦制一旦建立，儒学也就迎来第一次大祸，即焚书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