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认为，儒家思想、政治主张、社会秩序等，都与礼密不可分。礼具有礼仪和礼义两个层面，礼仪讲的是“做事”，礼义讲的是“道理”，哲学含义是体用一源。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是从“士”的一生成长与社会活动乃至生命终结的角度入手，对包含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在内的礼学文献资料进行整合，为家、乡、学校、邦国、王朝分别提供了对应之礼，供人参习，实际就是教人如何做事，以及应当据以为做事的道理，无疑为礼学注入了新的人本主义理学精神的活力与生命。
  礼不仅贯穿人的一生，也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条主线。用礼治国，无出周朝，首推周公。文献记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①《尚书大传·康诰》中也讲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其中所作之礼，后人多以为是《周礼》，实则《周官》。王莽建立新朝，始改《周官》为《周礼》，并宣称这是周公居摄时所制订的典章制度。后来《周礼》与《周官》多混称互见。如北宋变法领袖王安石把《周官》当做《周礼》，看出其中存在着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能以之实现公共利益，②作《周礼义》而为官学教材。《周官》是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司空》六篇《经》，和后人所作四篇《传》组成。朱子认为此书“乃制治立法、设官分职之书，于天下事无不该摄”，是一部通过官制来展示治国思想的著作，讲述设官的原则、官员的职守、官职之间的制约等等，而“礼典固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设也”，③具有制度包含礼典的关系。
  朱子认为，周公德厚威重功高，以叔父身份精心辅佐成王治国，赢得民心，稳定天下，最为可法。朱子说：“《周礼》一书，周公所以立下许多条贯，皆是广大心中流出。”①在淳熙十五年就向孝宗皇帝推荐，说：“臣窃见《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伏乞圣照。”②朱子认为周公首先提出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吸收黄帝、尧、舜以来的六代官政的精华而制订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又建立一套良好的人的行为规范，来巩固周王朝的社会秩序。朱子认为，周制法度严密，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象征，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在，是广大精密的圣人一代大法，因而倍加推崇，把它当做纲领性典章，吸收其中规范人的行为之礼，将“《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③提炼精华，有机地融入《仪礼经传通解》。“朱熹的《礼》学，一方面是要从学术上以《仪礼》为经，建立一个融会三《礼》的统一体系；另一方面是要从政治上以《周礼》为纲，建立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体系，从而把《礼》学也纳入他的理学体系中。”④正因为此，朱子把社会制度与传统礼典关系做了妥善处理，礼才能超越地缘和血统，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强大纽带。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来自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古往今来，已成共识。儒家把纷繁复杂的社会角色归纳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因此，确认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伦理秩序，处理好伦理秩序，其他诸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劳动秩序、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等，就容易得手。大家知道，赵匡胤顺应时势，发动陈桥兵变，逼周恭帝禅让帝位，建立宋王朝。赵光义是赵匡胤的胞弟，直接登极继承兄位，而不是扶持侄儿登上皇帝宝座。于君臣之义而言，赵氏兄弟皆破伦常。同样，朱子从宋光宗与宋孝宗的父子矛盾中，找到“政治日昏，孝养日怠”⑤根本原因，就在于父子两人在立储与传位上的根本分歧，也就是君臣大义与父子关系没有理顺，才导致一场孝道危机，并引发庆元党禁的政治危机。
  通常情况下，社会秩序要靠两种方法来维持，一是要靠法律惩处，二是要靠道德教育。儒家是礼制主义者，所有的重要理念都是通过礼来体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自然也就少不了对礼的依靠。儒家也是教化主义者，十分在意社会伦理秩序问题。大家知道，有夫妇，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兄弟；然后才有君臣、朋友。儒家规定处理伦常关系的原则是：夫妇有别，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一系列原则都是通过“礼”来展现的，而不是靠“法”来强制的。朱子恢复古礼，维护儒家社会秩序，把社会秩序纳入礼制的范畴，通过“礼”的具体仪式理顺“五常”关系，把形而上的“天理”，通过形而下的“礼仪”，贯彻到人类日常生活中。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法律，用来约束人的社会行为。儒家提倡道德礼治，反对专任刑罚，兼顾法制与德治，认为法的作用在于“已然之后”，属于惩戒性；礼的作用在于“未然之先”，属于防范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治国的两条途径，朱子和孔子一样主张后者。儒家“修齐治平”学说的诞生与普化，实际就参与了社会秩序的维护，且作用不逊于单纯的法律。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以礼入法”，法律与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合一，当今中国用于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也是基于此认识而设立的。
  儒家的智慧在于礼的制度化，始终以“礼”来统贯全局，在人际交往中，通过尊重对方，来得到对方的尊重，如此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复杂关系，使得人类社会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即便是朝代更迭，政权易手，格局打破，社会重组，秩序再建，礼的作用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正因为天理的恒定存在，中华民族讲“礼”，才使得几千年来历经坎坷，始终没有灭亡，并得以延续下来。
  总之，朱子与孔子、周公思想一脉相承，重视礼制文化建设，建构起庞大的礼学体系，目的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使“礼治”成为一种“软法”，以维护社会秩序。尽管终宋一代，朱子礼学思想未见朝廷全面而有效推行，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却被中外后儒所重视与吸收。韩国学者认为，朝鲜时代有五百年的社会稳定，便是受益于朱子理学思想。①由此看出，包括《仪礼经传通解》在内的礼书，是人类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原刊于徐公喜主编《礼学视域下的朱子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