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要“补六艺之阙”，使之完璧，并非虚言。原本《仪礼》全书有五十六篇，由于种种原因亡阙，难以尽见，所传十七篇多是士礼，而如天子诸侯丧祭之礼散佚。好在古文《仪礼》五十六篇藏在孔子旧宅，至汉代鲁共王刘余坏孔壁时才外露，河间献王刘德始得之并献给朝廷，但当时君臣间不识蝌蚪文，不晓文义，只得藏在秘府，没有刊行，仅有郑玄等少数学问家有机会接触和引用。郑玄等人也只解其中的“十七篇”，不解另外的三十九篇，后来更少有人研究，遂至无人传播。至北宋才有所改变，如司马光对《仪礼》进行化裁作《书仪》，吕大临集诸家之说补《仪礼》，陆佃作《礼象》，福建则有陈祥道、王普、刘藻、任文荐等人以明礼见称于时，其中“王侍郎普，礼学律历皆极精深。盖其所著皆据本而言，非出私臆。某细考其书，皆有来历，可行。考订精确，极不易得。”①朱子经过文本比对，认为诸家之说各有优劣，说：“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底似胜陆底。”②这是因为“陆氏《礼象图》中多有杜撰处”。③朱子礼学文献建设，无疑受到诸多前辈著述活动的启发。
  淳熙八年（1181年）夏秋之间，朱子与吕祖谦书信往来讨论《礼》学，形成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日本学者上山春平先生认为“可以追溯至淳熙二年朱子与吕伯恭在寒泉精舍会面之时”④。这种文献学格局，与朱子知漳州时“《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的论断相一致。后来赵几道问朱子：“《礼》合如何修？”回答说“《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⑤《朱子语类》卷一一三中也有记载：“编丧、祭礼，当依先生指授，以《仪礼》为经，《戴记》为传，《周礼》作旁证。”朱子对前期所说作了肯定回答，又补充说：“和《通典》也须看，就中却又议论更革处。”⑥编写礼书，基本上是遵循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的原则，将西周以来散乱的礼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朱子最初构想是按《仪礼附记》上、下篇、《礼记》的框架编写。这样处理，也是建立在对吕祖谦门人路芾、潘友恭的礼书编排的反思上。朱子淳熙十四年九月回答潘友恭的一封书信里说：
  《礼记》如此编甚好……《仪礼附记》，似合只依德章本子，盖免得拆碎《记》文本篇。如要逐段参照，即于章末结云：“右第几章。”《仪礼》即云：“《记》某篇第几章当附此。”《礼记》即云：“当附《仪礼》某篇第几章。”又如此《大戴礼》亦合收入，可附《仪礼》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类。如《管子·弟子职》篇，亦合附入《曲礼》类，其他经传类书说礼文者并合编集，别为一书。《周礼》即以祭礼、宾客、师田、丧纪之属事别为门，自为一书。如此，即礼书大备。①
  “德章本子”指的是淳熙十二年路芾所修礼书稿本。朱子不满意路芾和潘友恭遵从吕祖谦的编写路数，而给出如上的框架，且要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搜罗殆尽，对内容作取舍安排，而“不多取《国语》杂书迂僻蔓衍之说”，②令《仪礼》中大节三百条、小目三千条的内容更加充实而饱满，文字表述则择善而入，其中也要求厘正诸如《礼记·大传》与《丧小记》原有错误之处。
  朱子正式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是从庆元二年开始的，经过诸人辑佚、编写、修改，礼书规模达到如下文本形态：
  家礼：士冠礼、冠义、士昏礼、昏义、内则、内治、五宗、亲属记。
  乡礼：士相见礼、士相见义、投壶、乡饮酒礼、乡饮酒义、乡射礼、乡射义。
  学礼：学制、学义、弟子职、少仪、曲礼、臣礼、钟律、钟律义、诗乐、礼乐记、书数、学记、大学、中庸、保傅传、践祚、五学。
  邦国礼：燕礼、燕礼义、大射礼、大射义、聘礼、聘义、公食大夫礼、公食大夫义、诸侯相朝礼、诸侯相朝义。
  王朝礼：觐礼、朝事义、历数、卜筮（缺）、夏小正、月令、乐制、乐记、王制（甲分土、乙制国、丙王礼、丁王事、戊设官、己建侯、庚名器上、辛名器下、壬师田、癸刑辟）。
  丧礼：丧服、士丧礼（上、下）、士虞礼、丧大记（上、下）、卒哭祔练祥禫记（吉祭忌日附）、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丧通礼、丧变礼、吊礼、丧礼义、丧服图式目录。
  祭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侯迁庙、诸侯衅庙、祭法、天神、地示、百神、宗庙、因事之祭、祭统、祭物、祭义。
  这个文本架构不仅保留了传世的《仪礼》十七篇，还辑补扩增了不少内容。这些内容来自于经书、史书和杂书的不同文献。经书类有《仪礼》《周礼》《礼记》《尚书》《诗经》《孝经》《尔雅》《论语》《孟子》等；史书类有《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杂书类有《大戴礼》《孔子家语》《白虎通》《孔丛子》《尚书大传》《周书》《说苑》《列女传》等。
  最终超过原本《仪礼》规模的《仪礼经传通解》共66卷，分别由朱子、黄榦和杨复先后主持完成审定，陆续刊印。最先于嘉定十年（1217年）在南康道院首次刊印者37卷，自《士冠礼》至《诸侯相朝义》为23卷，经由朱子审定者，称《仪礼经传通解》，自《觐礼》至《王制·癸·刑辟》为14卷，未及审定者，权称为《仪礼集传集注》，以示区别。《丧服》至《祭义》，则称《仪礼经传通解续》29卷，于嘉定十六年刊印，其中由朱子门人黄榦主持完成审定15卷，仍未完成者14卷，则由杨复继续主持审定以至最后完成。到了绍定四年（1231年），终于出齐全书66卷的审定本。从谋编礼书，至出齐审定本，前后整整半个世纪。
  就《仪礼经传通解》编修而言，朱子按内在逻辑进行编排成七大板块，加以综合考察，并进行文本诠释，使之具有“当代之典”的文献意义。四库馆臣说：“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于是矣。”①史官说“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其间官私纂修礼书，多不切用，而“朱熹讲明详备，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②是中肯的。《仪礼经传通解》具有编修时间跨度长、参与人员多、文本规模大、涵盖面广的特点，既是汇集古代礼制记载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朱子礼学思想最主要、最集中的代表性著作。朱子让古代礼经在当下发挥作用，无疑是开启礼学研究的新范式，是有意义的文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