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就中国早期礼学文献而言，主要有《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种著作。《仪礼》成书最早，由孔子搜集整理成册，是西周、春秋时期各国礼仪制度的资料汇编，记述了古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项礼仪内容。《周礼》是周公遗典，通过记述各种职官的名称及其职掌内容，展开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构想，蕴含着实现治国理政的大道。《仪礼传记》之《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的人所作，但都出于孔门之徒。东汉末著名学者郑玄（127—200）为之作注，其后合称为《三礼》。唐代则把三部《礼》都立为经，提高了文献的地位。南宋理学家朱子（1130—1200）认为《三礼》实则同为一经，①是中国礼制和礼学的渊薮，奠定了中华礼仪之邦的基本格局，有必要对诸多礼书内容进行整合处理，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以便人们研读、检视与执行。
  朱子看到南宋社会因“王安石变乱旧制”所带来的“人逾法度”、奸佞肆行、小人得志、社会腐败、人心堕落的恶果，与孔子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逾制、群雄肆杀的社会问题差不多。长期以来，礼乐废坏，礼书流传不全，古礼繁缛不宜时用，而世儒解释经义不精，学礼者多迂阔，所传谬误多多，无法正确指导人们行为。如南宋绍兴初高抑崇担任礼官，主持制定乡饮酒礼的礼仪，仪制极乖陋，却在浙江明州地区流行，还由朝廷颁行天下要人遵照执行。朱子以其舍本求末，不曾看《仪礼》，只取《礼记》中《乡饮酒义》的文字铺排，不可取。然而这样劣等的礼书，“似乎编入《国史实录》，果然是贻笑千古者也”。①掌管朝廷礼仪活动的礼官都不曾看《仪礼》，更遑论其他学者。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源头做起，在回归古典学问的背景下，重新整顿礼书，修纂一部完整的、切实可行的礼学文本，作为教化民众的理论指导依据。
  朱子以知南康军的身份在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修成白鹿洞书院后，上状文申乞颁降《礼书》与增修《礼书》，②想利用官方资源与力量修礼书，以便在全国实施，但孝宗皇帝和朝中当政者，没有深谋远虑，弃之而不顾。大约过了十年，朱子知漳州时便有“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③的修书想法，要继续发挥周公制礼、孔子编礼的作用，建立一套完整的礼制理论体系。
  朱子认为，以礼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与推进人类进步，属于“天理”范畴。朱子著作中阐述“天理”的文字特别多，归纳起来，“天理”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人伦关系，其三是社会秩序。朱子把“礼学”当作“理学”的组成部分，说“圣人制礼，无一节是强人”，“礼学是一大事，不可不讲”。④乃因“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人之所当行者”，⑤而人类始终离不得“天理”，不仅不能忽略不讲，而是要天天讲，时时讲。朱子强调《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把形上之天理，通过具体的礼仪、礼节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做到“礼下庶人”，使华夏子民明白《礼》之所以示教，乃“毋不敬”也，要人们正心诚意不做作。“‘齐之以礼’者，是使之知其冠婚丧祭之仪，尊卑小大之别，教人知所趋。”①可以看出，朱子的礼学文献建设，动机是“兴起废坠”，目的是“使士知实学”。也可以说，朱子站在文化历史的高峰，标举“天理”而进行文献建设，恢复古礼，终极目标是为“兴起国家”，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这是朱子礼学建设的出发点，也是朱熹全部学说的归宿。
  朱子要修纂大型礼书作为官学教材，纠王安石急功近利、弃本逐末的学术误导，给出切实可行的礼学文本，引人上正轨，改善社会状况。就文献建设而言，朱子整理与编纂礼学文本，不仅秉承周公、孔子的思想，也注入自己重建社会秩序的礼制思想，而不是做简单的条目整理与文字修饰的工作。朱子“尝要取《三礼》编成一书，事多蹉过。若有朋友，只两年工夫可成。”②其构想是“《礼经》要须编成门类，如冠、昏、丧、祭，及他杂碎礼数，皆须分门类编出，考其异同，而订其当否，方见得”，但在精力已大不如从前旺盛时，感到做起来又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想打退堂鼓，“姑存与后人”③整理。因此，修纂大型礼书没有及时付诸实施，直到六十岁时仍念念不忘，说：“礼乐废坏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④可见朱子内心也曾矛盾过、挣扎过、担忧过、期待过。“尽数拆洗”，意味着重新开始，至少包含像汉武帝、唐太宗一样对社会秩序的重整⑤和大儒对礼学文本的重建。南宋学者如林，学养到达圣贤境界的“大大底人”，非朱子莫属，事实也确实如此。要承担重建礼制社会秩序，表明朱子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性和强大的社会责任心，追步孔子，承续道统，做有“德”无“位”的“素王”伟业。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中旬，朱子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闰十月十一日，朱子向二十六岁的新帝讲儒家经典《大学》，入史院工作，以荣任帝王师的身份上札乞修三《礼》。⑥朱子在札子中回顾既往就有编纂大型礼书的计划与基础，带领门徒已经做了前期工作，目的是要挽回“六艺之文厄于秦火”的损失，想借助国家财力物力完成礼书编修工程。然而，札子投进去十天，没有批复下来。而等来的结果却是：“侍讲朱熹以上疏忤韩侂胄罢。”①闰十月戊寅（21日），朱子就被迫离开朝廷，结束46天经筵侍讲的生涯。朱子失望地回到建阳考亭书院，只能退而求其次，自己组织人马继续完成礼书的伟大构想。至庆元二年（1196年）夏，朱子分别委任弟子黄榦、吴必大、吕祖俭、李如圭撰修。②大致先后参加编修《礼书》者有吕祖俭、路芾、潘友恭、余正甫、黄榦、蔡元定、吴必大、李如圭、刘砥、赵师夏、赵师恭、应恕、詹体仁、叶贺孙、杨楫、廖德明、杨方、杨简、刘光祖、刘起晦、孙枝、杨复、甘节等人，其中余正甫识度与朱子异，③而自作主张去独编礼书。这些人分布于闽浙赣各文化重镇，成为新儒学传播的骨干。按朱子要求，福建以建阳为中心，由黄榦、刘砥、刘砺负责；江西以庐陵为中心，由吴必大、李如圭负责；浙江分为四路：金华由吕祖俭负责，四明由孙枝负责，永嘉由叶贺孙负责，黄岩由赵师夏负责，共同修撰《礼书》。④这个名单由《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诸多书札中整理而出，与《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一所载的学礼门生有许多交叉性，可见其可信度。
  这也表明，朱子作为新儒学领袖，打破区域限制、学派界限，将学有造诣的人招致麾下，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共同完成这部皇皇巨著。可以看出，《仪礼经传通解》是以朱子为核心的集体劳动的结晶。诸多朱子门人在文献建设的千秋伟业中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既有功于朱门，也有功于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