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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而制定的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的总称，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是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集中表现。一般而言，礼是在古代知识阶层以及上层社会流行的，对人际交往和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约束性。朱子看出礼不仅对个体有内在的约束作用，对群体也有外在的规范作用，故而努力建设礼学文化，把形而上的“理”通过形而下的“礼”，贯彻到实际生活中，达成社会有秩序化，从而推进人类社会文明。
  一、朱子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动机与目的
  就中国早期礼学文献而言，主要有《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种著作。《仪礼》成书最早，由孔子搜集整理成册，是西周、春秋时期各国礼仪制度的资料汇编，记述了古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项礼仪内容。《周礼》是周公遗典，通过记述各种职官的名称及其职掌内容，展开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构想，蕴含着实现治国理政的大道。《仪礼传记》之《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的人所作，但都出于孔门之徒。东汉末著名学者郑玄（127—200）为之作注，其后合称为《三礼》。唐代则把三部《礼》都立为经，提高了文献的地位。南宋理学家朱子（1130—1200）认为《三礼》实则同为一经，①是中国礼制和礼学的渊薮，奠定了中华礼仪之邦的基本格局，有必要对诸多礼书内容进行整合处理，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以便人们研读、检视与执行。
  朱子看到南宋社会因“王安石变乱旧制”所带来的“人逾法度”、奸佞肆行、小人得志、社会腐败、人心堕落的恶果，与孔子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逾制、群雄肆杀的社会问题差不多。长期以来，礼乐废坏，礼书流传不全，古礼繁缛不宜时用，而世儒解释经义不精，学礼者多迂阔，所传谬误多多，无法正确指导人们行为。如南宋绍兴初高抑崇担任礼官，主持制定乡饮酒礼的礼仪，仪制极乖陋，却在浙江明州地区流行，还由朝廷颁行天下要人遵照执行。朱子以其舍本求末，不曾看《仪礼》，只取《礼记》中《乡饮酒义》的文字铺排，不可取。然而这样劣等的礼书，“似乎编入《国史实录》，果然是贻笑千古者也”。①掌管朝廷礼仪活动的礼官都不曾看《仪礼》，更遑论其他学者。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源头做起，在回归古典学问的背景下，重新整顿礼书，修纂一部完整的、切实可行的礼学文本，作为教化民众的理论指导依据。
  朱子以知南康军的身份在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修成白鹿洞书院后，上状文申乞颁降《礼书》与增修《礼书》，②想利用官方资源与力量修礼书，以便在全国实施，但孝宗皇帝和朝中当政者，没有深谋远虑，弃之而不顾。大约过了十年，朱子知漳州时便有“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③的修书想法，要继续发挥周公制礼、孔子编礼的作用，建立一套完整的礼制理论体系。
  朱子认为，以礼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与推进人类进步，属于“天理”范畴。朱子著作中阐述“天理”的文字特别多，归纳起来，“天理”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人伦关系，其三是社会秩序。朱子把“礼学”当作“理学”的组成部分，说“圣人制礼，无一节是强人”，“礼学是一大事，不可不讲”。④乃因“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人之所当行者”，⑤而人类始终离不得“天理”，不仅不能忽略不讲，而是要天天讲，时时讲。朱子强调《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把形上之天理，通过具体的礼仪、礼节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做到“礼下庶人”，使华夏子民明白《礼》之所以示教，乃“毋不敬”也，要人们正心诚意不做作。“‘齐之以礼’者，是使之知其冠婚丧祭之仪，尊卑小大之别，教人知所趋。”①可以看出，朱子的礼学文献建设，动机是“兴起废坠”，目的是“使士知实学”。也可以说，朱子站在文化历史的高峰，标举“天理”而进行文献建设，恢复古礼，终极目标是为“兴起国家”，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这是朱子礼学建设的出发点，也是朱熹全部学说的归宿。
  朱子要修纂大型礼书作为官学教材，纠王安石急功近利、弃本逐末的学术误导，给出切实可行的礼学文本，引人上正轨，改善社会状况。就文献建设而言，朱子整理与编纂礼学文本，不仅秉承周公、孔子的思想，也注入自己重建社会秩序的礼制思想，而不是做简单的条目整理与文字修饰的工作。朱子“尝要取《三礼》编成一书，事多蹉过。若有朋友，只两年工夫可成。”②其构想是“《礼经》要须编成门类，如冠、昏、丧、祭，及他杂碎礼数，皆须分门类编出，考其异同，而订其当否，方见得”，但在精力已大不如从前旺盛时，感到做起来又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想打退堂鼓，“姑存与后人”③整理。因此，修纂大型礼书没有及时付诸实施，直到六十岁时仍念念不忘，说：“礼乐废坏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④可见朱子内心也曾矛盾过、挣扎过、担忧过、期待过。“尽数拆洗”，意味着重新开始，至少包含像汉武帝、唐太宗一样对社会秩序的重整⑤和大儒对礼学文本的重建。南宋学者如林，学养到达圣贤境界的“大大底人”，非朱子莫属，事实也确实如此。要承担重建礼制社会秩序，表明朱子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性和强大的社会责任心，追步孔子，承续道统，做有“德”无“位”的“素王”伟业。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中旬，朱子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闰十月十一日，朱子向二十六岁的新帝讲儒家经典《大学》，入史院工作，以荣任帝王师的身份上札乞修三《礼》。⑥朱子在札子中回顾既往就有编纂大型礼书的计划与基础，带领门徒已经做了前期工作，目的是要挽回“六艺之文厄于秦火”的损失，想借助国家财力物力完成礼书编修工程。然而，札子投进去十天，没有批复下来。而等来的结果却是：“侍讲朱熹以上疏忤韩侂胄罢。”①闰十月戊寅（21日），朱子就被迫离开朝廷，结束46天经筵侍讲的生涯。朱子失望地回到建阳考亭书院，只能退而求其次，自己组织人马继续完成礼书的伟大构想。至庆元二年（1196年）夏，朱子分别委任弟子黄榦、吴必大、吕祖俭、李如圭撰修。②大致先后参加编修《礼书》者有吕祖俭、路芾、潘友恭、余正甫、黄榦、蔡元定、吴必大、李如圭、刘砥、赵师夏、赵师恭、应恕、詹体仁、叶贺孙、杨楫、廖德明、杨方、杨简、刘光祖、刘起晦、孙枝、杨复、甘节等人，其中余正甫识度与朱子异，③而自作主张去独编礼书。这些人分布于闽浙赣各文化重镇，成为新儒学传播的骨干。按朱子要求，福建以建阳为中心，由黄榦、刘砥、刘砺负责；江西以庐陵为中心，由吴必大、李如圭负责；浙江分为四路：金华由吕祖俭负责，四明由孙枝负责，永嘉由叶贺孙负责，黄岩由赵师夏负责，共同修撰《礼书》。④这个名单由《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诸多书札中整理而出，与《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一所载的学礼门生有许多交叉性，可见其可信度。
  这也表明，朱子作为新儒学领袖，打破区域限制、学派界限，将学有造诣的人招致麾下，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共同完成这部皇皇巨著。可以看出，《仪礼经传通解》是以朱子为核心的集体劳动的结晶。诸多朱子门人在文献建设的千秋伟业中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既有功于朱门，也有功于中华文化。
  二、《仪礼经传通解》文本的建构
  朱子要“补六艺之阙”，使之完璧，并非虚言。原本《仪礼》全书有五十六篇，由于种种原因亡阙，难以尽见，所传十七篇多是士礼，而如天子诸侯丧祭之礼散佚。好在古文《仪礼》五十六篇藏在孔子旧宅，至汉代鲁共王刘余坏孔壁时才外露，河间献王刘德始得之并献给朝廷，但当时君臣间不识蝌蚪文，不晓文义，只得藏在秘府，没有刊行，仅有郑玄等少数学问家有机会接触和引用。郑玄等人也只解其中的“十七篇”，不解另外的三十九篇，后来更少有人研究，遂至无人传播。至北宋才有所改变，如司马光对《仪礼》进行化裁作《书仪》，吕大临集诸家之说补《仪礼》，陆佃作《礼象》，福建则有陈祥道、王普、刘藻、任文荐等人以明礼见称于时，其中“王侍郎普，礼学律历皆极精深。盖其所著皆据本而言，非出私臆。某细考其书，皆有来历，可行。考订精确，极不易得。”①朱子经过文本比对，认为诸家之说各有优劣，说：“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底似胜陆底。”②这是因为“陆氏《礼象图》中多有杜撰处”。③朱子礼学文献建设，无疑受到诸多前辈著述活动的启发。
  淳熙八年（1181年）夏秋之间，朱子与吕祖谦书信往来讨论《礼》学，形成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日本学者上山春平先生认为“可以追溯至淳熙二年朱子与吕伯恭在寒泉精舍会面之时”④。这种文献学格局，与朱子知漳州时“《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的论断相一致。后来赵几道问朱子：“《礼》合如何修？”回答说“《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⑤《朱子语类》卷一一三中也有记载：“编丧、祭礼，当依先生指授，以《仪礼》为经，《戴记》为传，《周礼》作旁证。”朱子对前期所说作了肯定回答，又补充说：“和《通典》也须看，就中却又议论更革处。”⑥编写礼书，基本上是遵循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的原则，将西周以来散乱的礼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朱子最初构想是按《仪礼附记》上、下篇、《礼记》的框架编写。这样处理，也是建立在对吕祖谦门人路芾、潘友恭的礼书编排的反思上。朱子淳熙十四年九月回答潘友恭的一封书信里说：
  《礼记》如此编甚好……《仪礼附记》，似合只依德章本子，盖免得拆碎《记》文本篇。如要逐段参照，即于章末结云：“右第几章。”《仪礼》即云：“《记》某篇第几章当附此。”《礼记》即云：“当附《仪礼》某篇第几章。”又如此《大戴礼》亦合收入，可附《仪礼》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类。如《管子·弟子职》篇，亦合附入《曲礼》类，其他经传类书说礼文者并合编集，别为一书。《周礼》即以祭礼、宾客、师田、丧纪之属事别为门，自为一书。如此，即礼书大备。①
  “德章本子”指的是淳熙十二年路芾所修礼书稿本。朱子不满意路芾和潘友恭遵从吕祖谦的编写路数，而给出如上的框架，且要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搜罗殆尽，对内容作取舍安排，而“不多取《国语》杂书迂僻蔓衍之说”，②令《仪礼》中大节三百条、小目三千条的内容更加充实而饱满，文字表述则择善而入，其中也要求厘正诸如《礼记·大传》与《丧小记》原有错误之处。
  朱子正式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是从庆元二年开始的，经过诸人辑佚、编写、修改，礼书规模达到如下文本形态：
  家礼：士冠礼、冠义、士昏礼、昏义、内则、内治、五宗、亲属记。
  乡礼：士相见礼、士相见义、投壶、乡饮酒礼、乡饮酒义、乡射礼、乡射义。
  学礼：学制、学义、弟子职、少仪、曲礼、臣礼、钟律、钟律义、诗乐、礼乐记、书数、学记、大学、中庸、保傅传、践祚、五学。
  邦国礼：燕礼、燕礼义、大射礼、大射义、聘礼、聘义、公食大夫礼、公食大夫义、诸侯相朝礼、诸侯相朝义。
  王朝礼：觐礼、朝事义、历数、卜筮（缺）、夏小正、月令、乐制、乐记、王制（甲分土、乙制国、丙王礼、丁王事、戊设官、己建侯、庚名器上、辛名器下、壬师田、癸刑辟）。
  丧礼：丧服、士丧礼（上、下）、士虞礼、丧大记（上、下）、卒哭祔练祥禫记（吉祭忌日附）、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丧通礼、丧变礼、吊礼、丧礼义、丧服图式目录。
  祭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侯迁庙、诸侯衅庙、祭法、天神、地示、百神、宗庙、因事之祭、祭统、祭物、祭义。
  这个文本架构不仅保留了传世的《仪礼》十七篇，还辑补扩增了不少内容。这些内容来自于经书、史书和杂书的不同文献。经书类有《仪礼》《周礼》《礼记》《尚书》《诗经》《孝经》《尔雅》《论语》《孟子》等；史书类有《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杂书类有《大戴礼》《孔子家语》《白虎通》《孔丛子》《尚书大传》《周书》《说苑》《列女传》等。
  最终超过原本《仪礼》规模的《仪礼经传通解》共66卷，分别由朱子、黄榦和杨复先后主持完成审定，陆续刊印。最先于嘉定十年（1217年）在南康道院首次刊印者37卷，自《士冠礼》至《诸侯相朝义》为23卷，经由朱子审定者，称《仪礼经传通解》，自《觐礼》至《王制·癸·刑辟》为14卷，未及审定者，权称为《仪礼集传集注》，以示区别。《丧服》至《祭义》，则称《仪礼经传通解续》29卷，于嘉定十六年刊印，其中由朱子门人黄榦主持完成审定15卷，仍未完成者14卷，则由杨复继续主持审定以至最后完成。到了绍定四年（1231年），终于出齐全书66卷的审定本。从谋编礼书，至出齐审定本，前后整整半个世纪。
  就《仪礼经传通解》编修而言，朱子按内在逻辑进行编排成七大板块，加以综合考察，并进行文本诠释，使之具有“当代之典”的文献意义。四库馆臣说：“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于是矣。”①史官说“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其间官私纂修礼书，多不切用，而“朱熹讲明详备，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②是中肯的。《仪礼经传通解》具有编修时间跨度长、参与人员多、文本规模大、涵盖面广的特点，既是汇集古代礼制记载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朱子礼学思想最主要、最集中的代表性著作。朱子让古代礼经在当下发挥作用，无疑是开启礼学研究的新范式，是有意义的文献建设。
  三、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儒家智慧
  朱子认为，儒家思想、政治主张、社会秩序等，都与礼密不可分。礼具有礼仪和礼义两个层面，礼仪讲的是“做事”，礼义讲的是“道理”，哲学含义是体用一源。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是从“士”的一生成长与社会活动乃至生命终结的角度入手，对包含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在内的礼学文献资料进行整合，为家、乡、学校、邦国、王朝分别提供了对应之礼，供人参习，实际就是教人如何做事，以及应当据以为做事的道理，无疑为礼学注入了新的人本主义理学精神的活力与生命。
  礼不仅贯穿人的一生，也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条主线。用礼治国，无出周朝，首推周公。文献记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①《尚书大传·康诰》中也讲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其中所作之礼，后人多以为是《周礼》，实则《周官》。王莽建立新朝，始改《周官》为《周礼》，并宣称这是周公居摄时所制订的典章制度。后来《周礼》与《周官》多混称互见。如北宋变法领袖王安石把《周官》当做《周礼》，看出其中存在着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能以之实现公共利益，②作《周礼义》而为官学教材。《周官》是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司空》六篇《经》，和后人所作四篇《传》组成。朱子认为此书“乃制治立法、设官分职之书，于天下事无不该摄”，是一部通过官制来展示治国思想的著作，讲述设官的原则、官员的职守、官职之间的制约等等，而“礼典固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设也”，③具有制度包含礼典的关系。
  朱子认为，周公德厚威重功高，以叔父身份精心辅佐成王治国，赢得民心，稳定天下，最为可法。朱子说：“《周礼》一书，周公所以立下许多条贯，皆是广大心中流出。”①在淳熙十五年就向孝宗皇帝推荐，说：“臣窃见《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伏乞圣照。”②朱子认为周公首先提出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吸收黄帝、尧、舜以来的六代官政的精华而制订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又建立一套良好的人的行为规范，来巩固周王朝的社会秩序。朱子认为，周制法度严密，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象征，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在，是广大精密的圣人一代大法，因而倍加推崇，把它当做纲领性典章，吸收其中规范人的行为之礼，将“《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③提炼精华，有机地融入《仪礼经传通解》。“朱熹的《礼》学，一方面是要从学术上以《仪礼》为经，建立一个融会三《礼》的统一体系；另一方面是要从政治上以《周礼》为纲，建立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体系，从而把《礼》学也纳入他的理学体系中。”④正因为此，朱子把社会制度与传统礼典关系做了妥善处理，礼才能超越地缘和血统，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强大纽带。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来自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古往今来，已成共识。儒家把纷繁复杂的社会角色归纳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因此，确认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伦理秩序，处理好伦理秩序，其他诸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劳动秩序、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等，就容易得手。大家知道，赵匡胤顺应时势，发动陈桥兵变，逼周恭帝禅让帝位，建立宋王朝。赵光义是赵匡胤的胞弟，直接登极继承兄位，而不是扶持侄儿登上皇帝宝座。于君臣之义而言，赵氏兄弟皆破伦常。同样，朱子从宋光宗与宋孝宗的父子矛盾中，找到“政治日昏，孝养日怠”⑤根本原因，就在于父子两人在立储与传位上的根本分歧，也就是君臣大义与父子关系没有理顺，才导致一场孝道危机，并引发庆元党禁的政治危机。
  通常情况下，社会秩序要靠两种方法来维持，一是要靠法律惩处，二是要靠道德教育。儒家是礼制主义者，所有的重要理念都是通过礼来体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自然也就少不了对礼的依靠。儒家也是教化主义者，十分在意社会伦理秩序问题。大家知道，有夫妇，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兄弟；然后才有君臣、朋友。儒家规定处理伦常关系的原则是：夫妇有别，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一系列原则都是通过“礼”来展现的，而不是靠“法”来强制的。朱子恢复古礼，维护儒家社会秩序，把社会秩序纳入礼制的范畴，通过“礼”的具体仪式理顺“五常”关系，把形而上的“天理”，通过形而下的“礼仪”，贯彻到人类日常生活中。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法律，用来约束人的社会行为。儒家提倡道德礼治，反对专任刑罚，兼顾法制与德治，认为法的作用在于“已然之后”，属于惩戒性；礼的作用在于“未然之先”，属于防范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治国的两条途径，朱子和孔子一样主张后者。儒家“修齐治平”学说的诞生与普化，实际就参与了社会秩序的维护，且作用不逊于单纯的法律。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以礼入法”，法律与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合一，当今中国用于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也是基于此认识而设立的。
  儒家的智慧在于礼的制度化，始终以“礼”来统贯全局，在人际交往中，通过尊重对方，来得到对方的尊重，如此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复杂关系，使得人类社会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即便是朝代更迭，政权易手，格局打破，社会重组，秩序再建，礼的作用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正因为天理的恒定存在，中华民族讲“礼”，才使得几千年来历经坎坷，始终没有灭亡，并得以延续下来。
  总之，朱子与孔子、周公思想一脉相承，重视礼制文化建设，建构起庞大的礼学体系，目的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使“礼治”成为一种“软法”，以维护社会秩序。尽管终宋一代，朱子礼学思想未见朝廷全面而有效推行，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却被中外后儒所重视与吸收。韩国学者认为，朝鲜时代有五百年的社会稳定，便是受益于朱子理学思想。①由此看出，包括《仪礼经传通解》在内的礼书，是人类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原刊于徐公喜主编《礼学视域下的朱子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①《朱子语类》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6页。 ①《朱子语类》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6页。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乞颁降礼书状》《乞增修礼书状》。 ③《朱子语类》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6页。 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九，《答陈才卿八》，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48页。 ⑤《朱子语类》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4页。 ①《朱子语类》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9页。 ②《朱子语类》卷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63页。 ③《朱子语类》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6页。 ④《朱子语类》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7页。 ⑤《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9页。 ⑥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4页。 ①《宋史》卷三七，《本纪第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7页。 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9页。 ③《朱子语类》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7页。 ④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53页。 ①《朱子语类》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3页。 ②《朱子语类》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26页。 ③《朱子语类》卷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83页。 ④上山春平：《朱子＜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载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⑤《朱子语类》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6页。 ⑥《朱子语类》卷一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9页。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O，《答潘恭叔》八，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13页。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偶读漫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23页。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 ②《宋史》卷九八，《志》第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21～2424页。 ①司马迁：《史记》卷三三，《周鲁公世家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22页。 ②包弼德撰，方笑一译：《王安石与＜周礼＞》，《历史文献研究》第33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③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篇第目录》，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①《朱子语类》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0页。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一，《戊申封事》，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93页。 ③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篇第目录》，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④束景南：《朱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 ⑤《宋史》卷三六，《本纪第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0页。 ①彭林：《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