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诗、礼、乐：童蒙教化的方式载体
  《小学》辑孔子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诗、礼、乐是教化的基础，兴、立、成是个体从初始立身到教化影响他人的过程。在“稽古”卷中，朱熹引用孔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学诗、礼的典故来教化后人。他认为学《诗》，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学《礼》则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故能立。关于乐教，《小学》一书也多处辑录了《乐记》的相关言论，在“立教”卷中记载了舜曾令夔（舜臣名）去典乐以教化子民的典故。习于乐有以存养其善心，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
  在这三者教化之中，朱熹更强调的是礼对童蒙的教化作用。他对周敦颐《通书》中的“礼，理也；乐，和也……故礼先而乐后”的观点表示赞同，将“‘礼’作为象征三代治道合一的最佳范畴”。②朱熹认为有了礼的立才有社会的和谐，乐才获得存在的基础。
  朱熹重视礼对童蒙的教化意义，亦出于礼的独特本质。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说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即事即理”的理论建构，使“礼”成为天理在现实人伦关系里的“着实处”。通过“由理入礼”的过渡，使天理化为具体可“事”的仪礼规范，用以教化童蒙，从而“由礼明理”，藉以《小学》通俗化、浅近化的转换，实现理学伦理精神的现世普及和民间渗透。故而，《小学》全书，论礼之处，不胜枚举，有家礼、宗族礼、饮酒礼、君
  ①《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
  ②梁君：《由思想而行动——南宋理学家伦理实践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1页。
  臣礼、亲友礼、士相见礼等。所辑六卷，离不开“礼”的布施。明人伦、广立教、稽先古、集嘉言、推善行，亦在于建立“礼”的教化理论体系与道德实践指南。《小学》因此也既被视作启蒙读物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二）家庭、学校、社会：童蒙教化的空间载体
  宋代“右文”的文教政策、发达的教育事业以及社会发展的切实需要，为朱熹童蒙教化的渗透与普及提供了良好的外围环境，从而建立层次分明的教化体系。
  1．家庭教化
  朱熹从5岁至14岁时是受业于家中的，并在其父亲朱松过世后，深受“武夷三先生”家庭式的开化启蒙。因此，朱熹十分重视家庭、家族教化对孩童成长的影响。在“明伦”中，朱熹从侍奉父母、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衣着打扮、卫生清洁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要求。构筑了一道立身修身、谨尊孝悌的人伦道德之基。
  朱熹重视家庭教化，也与宋代家庭教化在童蒙教化中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相关联。如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而以获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寲然有声。”①又如，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②这些在私塾和家塾之外，由家长亲自担任教师的家传私学，对孩童的启蒙发挥着重要作用。
  朱熹也十分重视家训、家礼的教化价值，《小学》多处引用了《颜氏家训》《杨文公家训》以及诸葛武侯《戒子书》的内容进行教化。朱熹本人也作了《家训》，倡导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德修身。作为家训的延伸，族训、族规也广泛存在于宋朝社会。抚州金溪的陆九渊陆氏家族，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弟子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①朱熹正是感受到这种家庭和家族内部规约的力量，故而不惜余力推广，亦采摘古礼之精要，借鉴司马光的《居家杂仪》，采用通俗化的语言汇编而成《家礼》一书，作为对宗族子弟日常行为的规范文本，借此为童蒙修身立命创造第一环境。
  2．学校教化
  宋代经过三次大规模兴学，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多性质、多类型的学校教化机构，从而呈现出“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②的景象。在童蒙教化机构建设方面，宋朝统治者将原属于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小学推行到州县，大大推动了小学的发展。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下令，地方州县都可设置小学，“天下州县并置学校，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③
  北宋小学教化的兴盛延续至南宋。据南宋耐德翁的《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记载：“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包含了诸王宫小学、宗学小学、内小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④
  宋代蓬勃发展的童蒙教化事业为《小学》中所倡导的教化使命起到了有效的传播作用。不仅如此，在这个文教兴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也不甘寂寞。朱熹重视后天教化对人的影响，认为教化除了能“变化气质”之外，还能改变社会风气。他欲以《小学》书作为启蒙教化的教材，并随着此书的推广和使用，对良善社会风化的形成起着补助作用。因而，朱熹也非常重视童蒙教化机构的建设。特别对义学（或义塾）、家塾、族塾、村塾、冬学在内的各种民间教化机构积极支持。朱熹从政期间，每到一处，总以明教化、正风俗为先务，积极兴办书院，规劝当地父老遣子入学。从政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⑤
  3．乡里教化
  朱熹非常重视将理学传播的空间由基于血缘之家族向基于地缘之乡里进行扩展，一方面为童蒙教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大环境，另一方面，将童蒙教化内容与思想进一步渗透与普及乡里，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乡里教化的推行主要依赖乡约、谕俗文、乡饮酒及堂会、民间话本及文艺活动、禁毁淫祠、旌表名贤等方式手段。
  朱熹尤其重视乡约民规的秩序整合力量。为此，他将乡约条目辑入其《小学》。他在答刘清之关于《小学》编撰问题时说：“末卷益以周、程、张子教人大略及《乡约》《杂仪》之类别为下篇。”①在书中引用了《吕氏乡约》，并曾编订《增损吕氏乡约》。朱熹希望借乡约民规，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在一定地域提倡和推广理学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劝善惩恶、广教化、敦风俗，使理学伦理得以在民间自发自觉地蔓延开来，营造出儒家理想世界里的和谐有序的乡风，从而为童蒙心性的发展提供一个理想的外部大环境，使“圣贤坯璞”得到更好的雕饰。
  （三）印本书：童蒙教化的传播载体
  教化思想与内容必须借助一定的技术和媒介来传播。宋朝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使印本书取代了落后的手抄书，成为南宋教化传播系统的主要传播媒体，在传递空间和传播速度上大大推进。作为文献家和积极从事刻书的朱熹，充分利用了宋朝印刷业的发展来推广其启蒙教化文本。
  《小学》成书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这一时期，正是雕版印刷技术兴盛并广泛应用于文化领域的重要阶段，这就为《小学》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技术依托。宋代版印事业空前繁荣的一个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众多的刻书机构和个人。官刻、私刻交互分布，在宋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刻书出版网络。②在北宋雕印事业的基础之上，南宋版印技术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应用。朱熹晚年所生活的福建建阳，成为当时版印事业的核心区域之一，号称“图书之府”。①朱熹也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②张栻及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在地方做官时都刻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③陆游曾说：“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④朱熹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广和传播其所编撰的童蒙教化读本的。朱熹热衷于出版刻书，其刻本的种数达三十几种之多，闽、浙、赣、湘，宦迹所在，均有刻书，其中就包括《小学》。朱熹曾在武夷精舍刻印《小学》六卷，封面作“武夷精舍小学之书”，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不仅如此，朱熹在建阳崇化书坊还拥有专门的刻书工场，即书库，由其婿刘学古、季子朱在打点，门人林择之担任部分发行工作。朱熹刻印书籍，除了传播其思想学说，也从中赚一点“文字钱”以弥补其俸禄之不足。⑤
  由于朱熹作为一代大儒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小学》一书问世之后，备受推崇，知名的文人学者纷纷给它作笺释注解，官家、私人不断刻印，版本之多，印制之精工，凌驾乎一切蒙书之上。⑥这样，在南宋开明的文教政策、兴盛的学校教育以及朝廷大力推行图书传播的背景下，由于朱熹个人的刊刻和极力推广，以及刻书出版的群体规模效应的影响，《小学》一书得以流行于社会各个领域。私塾、乡校、官学都把《小学》奉为启蒙经典教材，上至朝廷下至士林，无不推崇。不仅在南宋，后世也广为流传，并呈现出多种刻本，有元刻本、明刻本等，甚至被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国家。例如在韩国，世宗曾亲命宫廷铸字刻印《小学》定本，以广流布。⑦在朝鲜，甚至把《小学》作为殉葬品，足可见《小学》的深远影响。